宋毅军

《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党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其中二、三两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著怍。第二卷即1975—1982年卷，是他1975年进行整顿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著作。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恢复了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他以主要精力着重抓了教育、科研战线的拨乱反正。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重要谈话、批示、报告，集中反映了他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些重要著作，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全国各条战线实现拨乱反正的一个先声。 　　今天，重温这些论述，对于纠正目前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模糊认识和不良倾向，真正贯彻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现90年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 　　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重新工作之前，就向党中央提出：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首要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建国后17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一样，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势在必行。 　　不过，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8、9月份，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盛行，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要冒很大的风险。 　　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同别人谈话，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考虑如何推翻“两个估计”的问题。1977年8月1日，他听取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建国后17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据此，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的记载，毛泽东当时指示精神是：17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不难看出，“四人帮”在修订《纪要》时，不仅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同时还塞进不少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一错误的《纪要》，特别是“两个估计”，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错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彻底清算“两个估计”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当时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针对一些同志的顾虑，他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不久，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的署名为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当然，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并不掩饰其缺点。他曾讲：那时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正因为如此，教育需要改革。 　　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当时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这一重大举措，解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教育战线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说，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决不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重要的步骤。 　　二、重视教育工作，尊重人民教师 　　重视教育工作，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51年，他就明确指出：学校教育工作搞不好，关系重大，党要过问学校工作，要解决学校教育问题，否则，人家会说共产党只讲武化，不讲文化。粉碎“四人帮’以后，鉴于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例如，1986年4月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著名人士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文革”期间，邓小平同志就与“四人帮”针锋相对，花大气力进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那时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广大师生员工遭受严重迫害，大批教授、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学校被迫停课、停办或拆散。但是，“四人帮”却大肆鼓吹“教育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获得了“伟大成果”。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时尖锐地反问道：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生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后来，他针对某全国著名大学学生质量太低，三年级还补习初中课程的状况，不无讽刺地说，干脆改名中学、小学算了。他还不止一次地说：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好好上课，很多中学教师水平也不够。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谈到我国教育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积重难返的情况，说明我国教育应尽快恢复正规的制度，从基础开始，从小学抓起，争取5年初见成效，15年大见成效。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教育，邓小平同志十分注意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60年代前期，我国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差距但不很大。后来的十多年，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却处于停滞状态。邓小平同志说：我国科技、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整整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国只有20多万。他号召党内外同志“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振兴中华的“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入手”。邓小平同志认为，百废待兴不能百废俱兴，要抓重点，从问题堆里找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早在1975年9月，他就提醒大家：“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他提醒有关部门要注意科技队伍后继有人，而培养科技人员的基础在教育。所以，实现四化不从科技、教育着手不行，只有重新把教育搞起来，科技人材才有来源。可见，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他针对1977年底恢复高考制度的情况说：关键是省、市委注意不注意教育问题，有3个省一注意就解决得好，其他省、市、自治区为什么不可以照办? 　　扭转社会风气和抓好教育密切相关，邓小平同志多次讲，由于“四人帮”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现在就是要整顿学校和教育，整顿学生思想。只有教育大中小学生都遵守纪律好好读书，“慢慢就会带来好的社会风气”。他强调，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 　　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教育、科研，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他在1977年尚未恢复工作时就讲，不抓教育就没有前途。10多天后他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又强调：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为了广开言路，他在1977年7月下旬刚开始负责教育、科技领导工作，就提议召开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有才学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参加，为的是广泛听取意见，让大家来想办法，他自己则准备“提点设想，鼓点干劲”。会议之初他就讲，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需要科研，搞科研就要有人材，培养科研人材就要从教育入手，8月4日至7日，邓小平同志经常到会和科学家、教授们开怀畅谈。8月8日，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的估计；关于调动积极性；关于教育体制、机构；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关于后勤工作；关于学风等当时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了纲领性论述，使大家明确了方向。这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大胆的讲话”。邓小平同志于9月19日又接见了当时教育部负责人，作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促动他们“办事要快”，把教育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他表示：“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教育战线在批判“两个估计”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以后，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继续切实解决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使工作有更大的起色。为此，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又提出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简称“全教会”)。他指示有关领导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些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4月13日，他在审阅全教会报告后讲，这次会一定要开好。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召开全教会的有关文件。邓小平同志说，这次全教会实际上是清理过去教育的问题，把一些带政策性、方针性的问题肯定下来，同时还要研究教育工作有什么特殊问题需要解决。 　　继全国科学大会之后，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作了讲话。他希望大家以敢想、敢说的革命精神，对教育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展开讨论。这篇讲话指导了教育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开展。5月15日，他在听取全教会总结汇报时又作了重要指示，重申各省、市、自治区要注意教育工作。 　　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重教尊师。他认为，教育部门能否为四化培养出合格人才，“关键在教师”。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就必须建立一支巩固的具有较高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教师队伍。 　　重教尊师，首先必须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文革”期间，“四人帮”鼓吹不读书、交白卷和批判“师道尊严”，还把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极大挫伤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对此，邓小平同志愤慨不已：“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他又重申：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力主推倒“两个估计”，为包括几百万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正名。他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看待。对人民教师，邓小平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他讲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教师劳动，要珍视人才，人才难得!他肯定了绝大多数教职员工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他说：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和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一些年轻杰出的数学家由于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而成长起来，尽管有些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他赞誉道：“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所以，“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邓小平同志希望有关部门热情关心和努力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同时，他也希望广大教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起牢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重教尊师，还要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讲按劳分配。采取适当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对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对业务骨干要优先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要给教师消除疲劳、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的时间，搞好劳逸结合，不能占用他们的假期，他对小学教师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特别关注。在他看来，一个小学教师，把全部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就是很可贵的，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位大学教师少，因此小学教师同大学教师一样光荣。但是，现在小学教员工资太低。邓小平同志认为，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这种观点和他“从小学抓起”，“小学是基础”，“要办重点小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重教尊师，还要给教师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邓小平同志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养师资。他希望广大教师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三、办好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抓科学技术必须同时抓教育，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只抓一项而不要另一项。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他总是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强调统筹兼顾。 　　邓小平同志没有主管科研、教育工作时就认为，国务院要把教育部和科学院一起抓。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都要从科研教育入手。他举例说，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注意科技、教育，在这两方面花了很大力量，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各行各业都要把教育和科技一起抓。“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这就要“办好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 　　邓小平同志还阐明了教育和科研一起抓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而教育的任务则是培养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人才。我国科教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普及全民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基础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专家。” 　　第二，教育也要进行科学研究。邓小平同志认为，教育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应当把科研作为重要任务之一。1977年7月29日，他在对教育工作的一次谈话中说：“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同年9月14日，他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加了一段话：“小学、中学、大专院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院校又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预见到，若干年后，学校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那时，高等院校将承担更加重要的科研任务。 　　第三，教育、科技领域在“文革”中都遭受林彪、“四人帮”肆意摧残，科技和教育工作者同样被当作“臭老九”而受到鄙视、诬蔑、批判。这些都必须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际上，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都是脑力劳动者，都为社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应当把他们“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重视”。邓小平同志自己还多次向科学和教育界人士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同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起，做好科研、教学的后勤保障工作。 　　第四，科研和教师两支队伍之间能够经常交流、互通有无。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教学上确有专长的科研系统的人应当抽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对科研系统抽出来支援教育的那些同志，教育部要在政治上、物质上安排好。一些搞科研同志不愿意转到教学方面，也可以兼课，规定一定时间到大专院校去讲课。总之，有关部门“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 　　另外，大中小学校教材和科研水平关系也很密切。教材必须“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必须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 　　四、教育必须为四化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教育和科技工作看作我国现代化建设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4月，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必须更有效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后来，他将此概括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点。 　　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工作必须适应于、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现阶段，就是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体系，使我国教育事业有个大发展。二是教育工作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育工作要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类人才。 　　马克思主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中国建立以来，鼓励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注意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则提出所谓的“开门办学”、“小将登讲台”、“朝农经验”、“支工支农”等，完全抛弃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办学原则。 　　早在195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必须、二适当、三可能，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他为某大学题词：“把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品德和真实本领的年轻一代的根本道路”。20年后，他在多次讲话中仍旧强调大中小学校要安排一定劳动，不过，劳动要对口，大专院校里对口的校办工厂还要保留。他认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迅速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要求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内容、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然而，“最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他引用列宁的话：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生产劳动、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这些都应深入研究，作出适当安排。否则，学生所学与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不能为四化经济建设服务，这种学所非用，用所非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那又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这是我们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为了落实这一原则，他指出要从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把这件事列入教学计划，统筹安排，二是各级教育部门要进行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三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四是有关方面要积极支持和配合，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提供必要条件。 　　五、邓小平抓教育工作的特点 　　从1977年5月至1978年6月是邓小平同志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时期。他在领导教育工作中具有鲜明的特点。 　　1．形成了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体系。邓小平同志复出前已在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做准备工作，复出后，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大发展、大提高；抓紧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重要思想、观点，在内容上前后衔接，相互贯通，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 　　2．深入群众，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邓小平同志多次召集科技、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科学家、教授开会座谈，同石油等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提出的不同意见。同时，他还同国外来访的科学家、学者和教授广泛接触，对他们口头或书面提出发展中国教育的正确意见都一一肯定。可以说，他这一时期关于教育工作的许多宝贵论述，是博采百家、集思广益的结果。 　　第三，实事求是，正视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教育发展的落后状况和存在问题，在同外宾谈话中也直言不讳我们同外国的差距。 　　第四，坚持真理，无所畏惧。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敢为人先，以不怕再次被打倒的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及切实可行的方针、措施。他在8月8日的“大胆讲话”，9月19日的严厉批评，以及许多谈话、批示，都表现出坚持原则、捍卫真理的可贵革命精神。 　　第五，抓重点。指出小学是重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高校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同志主张抓重点。大中小学中，他认为应该先从小学抓起。抓小学必须解决小学教师的各种实际困难。高等院校中，他首先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著名学府，解决两校问题又从肃清“四人帮”影响、调整学校领导班子入手，这样搞好重点，推广典型，以点带面。 　　（作者宋毅军，1957年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当代中国史研究》(京)1996年第4期 http://www.edu.cn/20040817/3113076.shtml

——记外交部年轻的高级译员张建敏和朱彤

外交上的事常常也有巧合。１９９８年１月，张建敏随同当 时的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来到比勒陀利亚参加中国驻南非大 使馆的开馆仪式。一年后的１９９９年２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 南非，随行的朱彤也来到比勒陀利亚…… 　　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高级翻译张建敏和朱彤虽说是当今外交 界的“小字辈”，但却是挑大梁的，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他们常常在晚上７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与亿万 电视观众见面。杭州小伙张建敏在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连续 两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为当时的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 的记者招待会担任翻译，湖州姑娘朱彤则在１９９８年新一届政 府总理朱鎔基举行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和钱其琛最后一次以外 交部长身份举行的“告别式”记者招待会上担任英语翻译。这两 位年轻的浙江人被称为外交舞台上的“金童玉女”。 “金童”杭城渔人家 　　潇洒而有才气的张建敏１９７０年出生在杭州城北拱宸桥一 个普通百姓人家，父母都是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的工人。张建敏祖 父以及外祖父都是杭城运河边上“渔佬儿”，摸鱼捉虾只是寻常 的“小菜一碟”，抓鳖（甲鱼）颇有名气，委实是一把好手。 　　张建敏那一口流畅地道的英语最初是在令杭人趋之若鹜的杭 州外国语学校奠下第一块基石的。开始的时候，张建敏的成绩并 不突出。因家境贫寒，他甚至买不起一本最普通的英文词典。有 一年，识英才而教的初中班主任在新学期的“施政”演说中宣示 了一项颇有新意和“诱惑力”的奖励政策：本学期班上成绩最好 的和进步最快的学生将在期末获奖。让班主任也始料未及的是， 他的这一举措竟然给了少年张建敏如此大的激励和动力：学期结 束时，张建敏成了班上进步最快的学生。年轻的班主任果然言而 有信，脸上泛着红光的张建敏从班主任的手里接过了那本他梦寐 以求的厚厚的英汉朗曼词典。１９８６年，浙江电视台举办“美 的知识”竞赛，张建敏自行组织同学参赛。这场竞赛曝出的最大 “冷门”是张建敏率领的学生分别战胜了萧山市教师队和浙江大 学研究生队而“独占鳌头”。高三那年，成绩出类拔萃的张建敏 还曾代表杭州外国语学校参加全国青年电视英语竞赛（中学组） 获得二等奖。进入的六名学生中，除了张建敏外都是上海人。十 载春秋弹指一挥，如今，那五位上海人都去了国外，唯有张建敏 “硕果仅存”，留在了北京外交部。 　　靠着平时的汗水与勤奋，１９８６年秋，自杭州外国语学校 毕业后的张建敏迈着轻松的步伐跨进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大门。 在美丽幽静的上外校园里，张建敏的学生如春江放排。２０岁那 年，参加完复旦大学研究生考试后的张建敏遇上了联合国译训班 招生。他与外交硬是有缘，一试而中，由此而登上北去的列车， 为未来的外交航程扬起了第一片风帆。 朱家有女初长成 　　湖州姑娘朱彤１９６８年生于北京，她的父亲也是外交官， ７０年代初自教育部调至外交部后，一度供职西亚非洲司、西亚 北非司，嗣后曾任中国驻塞浦路斯、意大利大使馆一等秘书。母 亲学的是意大利语，后来在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刚届而 立之年的朱彤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在北师大 实验中学这所学风严谨的著名中学里，她受到良好的中等教育。 １９８６年夏，朱彤以优异成绩冲刺一年一度的高考。笔者曾问 朱彤为何报考外交学院，是否受乃父的影响时，她嫣然一笑说： “离家近，当然，”朱彤顿了一下，“外交学院一向难考，也有 刺激性１”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朱彤一举成功她被录取在 外交学院英语系。 　　外交学院４年学习生涯奠定了朱彤一生事业的基础。曾有人 问朱彤在学校是否优秀。朱彤笑着说：“我在学校只能算是学习 还不错的，但不是最优秀的。大学里的时间抓得不够紧，现在回 想起来挺遗撼。” 　　外交学院负责人，当年的口译教师对朱彤的勤奋至今记忆犹 新：“那时，我安排不少模拟活动，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难度 较大，重点在于句子如何安排。朱彤每次都准备得很充分，在班 上表现突出。她的灵敏度、准确度以及语音、语调，都让我们很 满意，觉得她有很好的潜力，有培养前途。” 　　那年秋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联合国译训班只录取了３名考 生，朱彤是其中之一。记得刚进入联合国译训班时，朱彤的听力 不够理想。她咬着牙坚持按老师的要求，强化训练。朱彤在听了 １０００多个小时的训练磁带后，听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即使在翻译室正式“出道”后，朱彤依然没有懈怠。她曾深 有体会地告诉一些“学弟”、“学妹”：翻译是个非常非常辛苦 的工作。从政治上说，责任重大；以业务而言，要做到翻译准确、 到位，必须不断学习多种领域的知识。朱彤在这方面颇有实际感 受：“每位领导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比如江主席，古文信口拈来， 你一定要熟悉，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给朱总理翻译时，常常 会碰到经济、金融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翻起来就会感到是‘隔靴搔痒’。……离开学校后，我读了很多 经济、金融、货币银行学方面的书……” 　　朱彤永远不会忘记她第一次担任翻译时的情景，那是她陪同 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去某国驻华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席间， 该国大使对陈部长说，夫人不在北京，因为得了“甲亢”，回国 了。但是朱彤听不懂“甲亢”这个词。这也难怪，大学里学的大 多是人文知识。好在陈部长向大使点了点头，然后告诉朱彤，他 夫人得了“甲亢”。朱彤又感激又羞愧。“从那以后，我一辈也 忘不了‘甲亢’这个英语单词！ 　　１９９０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张建敏在黄浦江边废寝忘食， 拼命复习考研时，朱彤在外交学院英语系也完成了大学的４年学 业。“金童”“玉女”终于走到一起。 　　（摘自《钱江晚报》）

　　1999年新春以来，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崭露头角的章启月，是80年代初钱其琛倡议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中国外交部的第十八位发言人。相对朱邦造、孙玉玺而言，章启月完完全全是位「小妹妹」。
　　在章启月的记忆深处，纽约布鲁克林区格林威治村附近的「小红房」学校，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多少年来，魂牵梦萦，梦萦魂牵！
　　当年，章启月的父亲章曙，结束了在巴格达中国使馆8年的任期，准备就道回国的时候，纽约联合国总部传来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在第三世界兄弟们的全力支持下，中国被剥夺了长达22年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终得以恢复！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被赶出了联合国总部大厅！喜讯传来，章曙并没有意识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后半辈子的外交航程，乃至女儿未来的命运。
　　1972年7月，北京那个酷热的夏季，章曙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走马纽约成功湖！那年，章启月还不满13周岁，有趣的是，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后，章启月也被擢升任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这倒是章曙父女始料未及的。在新中国外交界，父女两代外交官已不在少数，最知名的莫过于唐明照（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与唐闻生（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何思敬（前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与何理良（前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国际司副司长，前外交部长黄华夫人）、秦力真（前驻挪威、赞比亚、瑞典、新西兰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与秦晓梅（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国际组织部副主任，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夫人）。但章曙、章启月父女在同一机构，先后担任同一职务，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界是绝无仅有的，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佳话。
　　翌年暮春，经中国政府推荐，章曙作为首批派往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副司长，与此同时，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人已敏锐地察觉到外语培训的重要性，中国代表团向国内提出建议，此事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一种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4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
　　这4名少年学生中有两位颇具知名度：一位是章含之的女儿洪晃，一位就是本文的女主人公章启月；当时洪晃12岁，章启月14岁。
　　遗憾的是，当年的4名稚童只有章启月「硕果仅存」于外交部。这是后话。由于章曙是联合国的高级职员，章启月的学习费用概由联合国有关部门支付。
　　章启月和其他几位学生被集中到了外交部。按照洪晃的说法，当日「高兴得要跳楼」，想来章启月也不会例外。
 　　外交部有关部门为孩子们办了一个学习班，宣讲的叔叔阿姨告诫孩子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云云。临行前，外交部还发给700元的「置装费」，对于手里常常只摸着用来买冰棍的几分零花钱的孩子们来说，这可真是一笔天文数字！1974年一个夏日的清晨，在往常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们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了很有气派的套装以后，章启月和她的小伙伴们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
　　饱经沧桑的洪晃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和三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班机，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讲外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大「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半个世纪以前，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唐闻生就是在这所颇有名气的小学获得英语启蒙的。
　　但是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小红房」学校似乎再不复旧时的情景。也许是刚从「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腐朽、黑暗的资本主义世界吧，在中国孩子的眼中，这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槽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地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Bob Dylan，她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也许是不适应，4个孩子的英语水平并没有多少长进。每天一早，大「林肯」把孩子们送去学校。当老师开始讲课时，中国学生中便有人开始打起呼噜来。原来，「小红房」属于那种与国内完全不同的开放性学校，学生大多很随便，上课可以趴在地上。可以把脚搁在桌子上，也可以嚼口香糖之类，没有老师会来干涉你。所以，打瞌睡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上课的老师也知道自己的中国弟子听不懂授课内容，于是慈悲为怀，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们开始着急了！须知，除了章启月，中国政府每学期至少为此要缴纳两千多美元的昂贵学费，这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哪！要是学砸了，一事无成，无脸见江东父老尚是小事，又该如何向国家交待啊？
　　那个时候，分工主管这帮学生的头头就是唐闻生的母亲张希先。到底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幼儿教育硕士，一向醉心于幼儿教育，还曾当过外交部幼儿园负责人，张希先创造性地提议：让孩子们都住到美国人家里去！直到今天，洪晃还在念叨：「张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了（这个）鬼点子………
　　在两年半的不长岁月里章启月不愁吃穿，过得无忧无虑。章启月至今还记得，「小红房」学校大门外有一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虽然中国少年留学生衣食不愁，但是却身无分文－－中国代表团有关部门从来不发零用钱。天热时，酷暑难当，同学们纷纷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章启月和洪晃等小伙伴只好无可奈何地眼睁睁地看着异国的同窗学友「大快朵颐」，一边馋兮兮地咽咽口水，一边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张希先顺理成章地成了孩子们的业余辅导员。由于她悉心细致的照料，更兼慈祥温和，中英文俱佳，章启月等人的学业均大有长进。到后来，她们不仅能流利地对话，而且还会说一些地道的美国俚语。
 　　在纽约的少年「留学生」生涯对章启月一生而言都是难忘的，这是她嗣后涉身崇高的外交事业的一个极为珍贵的「滥觞」。
　　1977年1月，章启月告别了她熟悉的「小红房」学校，也告别了中国代表团驻地－－纽约西区66街林肯中心对面那幢颇有特色的14层大楼。当小车缓缓驶出大门时，章启月看到了那块精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银牌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当时，章启月怎么也没有想到，此生竟会与这幢大楼结下不解之缘！章启月更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祖国蒸蒸日上，正是「飞雪迎春到」的早春季节，新的更大的机遇正在等待着正当豆寇年华的少女。如同含苞欲放的章启月的前程灿烂似锦，铺满鲜花！
　　章启月4岁时，父亲章曙初出国门，来到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一晃8年，待到章曙卸任归来，「章家有女初长成」，章启月已严然是六年级的小学毕业生了。
　　章启月一家最初住在北京城东雅宝路。在「文化大革命」风雨骤然袭来之际，她在豫王坟第三小学开始了充满政治色彩的「启蒙教育」。四年级时，章启月无奈地随着母亲来到外交部设在地处赣西南的上高五七干校。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革命是第一位的，无论是你怎样拖家带小。对于不谙世事的十来岁的女孩子来说，这个远离北京的赣江边上的小镇是完全陌生的。
　　好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何况五七干校里幼儿园、学校一应俱全，章启月的日子并不寂寞。所幸，母亲薛润吾在这穷乡僻壤里战天斗地的日子并不长。章启月很快随母亲回到她熟悉的家。她最终在北新桥方家胡同小学拿到了那张象征性的小学文凭，然后进入北京二十一中求读。当章启月读到初二的时候，机遇开始垂青这位早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了……
　　经过联合国译训班深造的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迈出了迄今为止16年外文生涯的第一步。她在人才荟萃的外交摇篮国际司长大成人。
　　女儿回国半年多后，章曙结束了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任期，也回到了北京。在外交部北郊五七干校「补课」一年后，章曙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西亚北非司，历任副司长、司长。80年代中期出使东京以前，章曙还曾常驻布鲁塞尔，「一身三任」，担任驻比利时兼卢森堡大使兼常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卸任东京中国大使后，他又当了将近4年的外交学院院长。
　　就在章曙为中国外交事业干得风风火火的时候，章启月正在为日后的外交事业垒起了一块又一块坚实的基石。回到了阔别两年半的北京，章启月的心头时时感受到春光的明媚，四凶剪除，天朗气清，神州处处春常在，时代的春风轻拂少女情怀，惬意莫名！章启月很快跨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插入高二就读。
　　当年盛夏，邓小平再度复出，犹如料峭早春里响起的第一声惊雷！如果振兴教育、呼唤科学是邓小平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20年改革历程最初迈出的两大步，那么恢复高考制度便是这位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大师呕心沥血奏出的悠扬序曲。
　　1978年1月，章启月回国刚好一年后，她与许多来自祖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一起，跨进了地处京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美丽的校园。成为「文革」后「北外」第一批经过统一考试招收的新生。
　　虽然学海无涯，书山亦有险阻，但是，对于章启月这样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青年人而言，犹如春江放排，千里轻舟。她的日子过得称心快意，当离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章启月的辛勤汗水结出了硕果－－她考上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使她有机会重返暌违五年之久的纽约。80年代初开始举办联合国译训班专为联合国各机构培养大批高级翻译人才。从「大师兄」崔天凯（前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现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到最小的「师弟」马雪松（前外交部翻译室培训处处长，现任国际司一等秘书）、张建敏，以及近年来在朱镕基、钱其琛记者招待会上屡屡出现的朱彤小姐（现任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都曾在此地「修炼得道」。
　　一年的培训深造日子倏忽过去。转眼到了1983年瑞雪纷飞的数九隆冬，章启月再次登上了飞往纽约的班机。这次她是作为国际职员，前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一年后，她飞到明媚秀丽的莱蒙湖畔，供职于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同声传译」的角色依旧。
　　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同声传译的岁月一共持续了五个春秋，然后回到了北京。章启月自然而然地进入人才荟萃的国际司。从少女时代起，章启月就对联合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中国外交界是绝无仅有的。除了章启月以外，从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在少年时代就与联合国结下如此一段缘分。更兼寒暑五度在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办事处的耳濡目染，章启月对国际事务并不陌生。
　　而章启月在国际司一待就是整整8年！国际司是章启月外交生涯中的「摇篮」，她在外交领域的许多方面的才能都是在国际司锻炼培养出来的。在这里，她从随员起步，一直干到副处长，一等秘书。当1995年章启月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离开国际司第三次飞赴纽约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
 　　1999年1月，从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卸任归来的她，成了外交部近16年来继李金华、范慧娟大使后第三位女发言人……
　　章启月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成了又一位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外交部发言人。15年前，当章启月从联合国译训班毕业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时候，外交部在当时的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倡议下，于国务院各部委中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制度。从那个时候开始，许多活跃在当今国际舞台的知名中国外交官，如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马毓真大使，驻美国、法国、日本大使李肇星、吴建民、陈健，还有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大使，都曾是这支阵容强大的外交部发言人队伍中的成员。屈指算来，章启月是排成长长行列的外交部发言人中第三位女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启月还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年轻的外交部发言人。她在获得任命之际，还没有过39岁的生日。
　　1999年1月26日下午2时45分，章启月准时来到外交部新大楼B座新闻发布厅，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她是在相隔6年后，继李金华（前驻新西兰大使）、范慧娟（前驻爱尔兰大使）之后，中国外交部又一位女发言人。（宗道一）

 

外交部历任新闻发言人
  
  
   钱其琛 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齐怀远 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
  
   俞志忠 后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王振宇 后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马毓真 后任驻英国大使、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
  
   李肇星 后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现任外交部部长
  
   李金华（女） 后任驻新西兰大使
  
   金桂华 后任驻马来西亚兼文莱、泰国大使
  
   段津 后任驻悉尼大使衔总领事
  
   吴建民 后任荷兰、法国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
  
   范慧娟（女） 后任驻爱尔兰大使
  
   李建英 后任驻苏里南大使
  
   沈国放 后任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陈健 后任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崔天凯 现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唐国强 后任外交部香港副特派员，现任驻捷克大使
  
   朱邦造 现任驻瑞士大使
  
   孙玉玺 现任驻阿富汗大使
  
  
   章启月自曝“猛料”
  
   　　2004年12月9日下午，朝阳门南大街外交部B座新闻发布厅，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之际，回答了最后一位记者提问的章启月说了一句在那种场合从未说过的话：“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最后说一句话。”接下来，章启月带着颇有情感色彩的语调向在座的中外记者告别：“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是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所主持的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记者多年来对中国外交事业和我本人工作的支持。”据中新社报道：章启月话音刚落，台下众记者立即报一片掌声。在记者会招待会上一向以追问而著称的合众社(UPI)记者在台下用英语大声问道：“那你将去哪里？”章启月莞尔,用英语答曰:“这已经不属于发布会的内容了，我以后会告诉你。”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美联社等媒体的记者纷纷上台和即将卸去外交部发言人一职的章启月握手道别。更多的记者则和章启月一起在新闻发布厅留下最后的合影。当“铅华尽洗”、露出“女儿本色”后，章启月向关心她的记者们透露：此行将赴比利时当大使……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官员在晚些时候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章启月的确将出使布鲁塞尔。
  
   　　据章启月称：新闻司的工作将继续到12月底。事实上，章启月公开履行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到2004年12月10日。是日，她还先后就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美国参院要求释放“西藏政治犯”等问题3次答记者问。但是，就在章启月依依作别众记者后不久，中国各大网站纷纷发布章启月将任驻比国大使的消息，其势头远远超过了3年前相同时间出使突尼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还记得稍前外交部的公众“开放日”，章启月迅即成为100多位参观者的追逐对象。章启月受到媒体如此热情“垂注”，多半是因为她的“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一特殊身份，抑或是性别“优势”。先来说“外交部发言人”。
  
   　　1982年3月24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意欲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讲话。邓小平闻讯，当即电话指示外交部立即对此作出“反应”。彼时，在当时的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的倡议下，外交部正在酝酿设立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后改称记者招待会）制度。于是，以回应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为契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应运而生”。3月26日，在北京东四朝内大街225号的外交部（现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在地），以主楼门厅为临时场地，钱其琛司长对围站自己四周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发布只有3句76个字的简短声明。钱其琛成了新时期中国第一位外交部发言人。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近23年间，已经先后有21位高级外交官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实际上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外交部发言”人开始出现在央视收视率甚高的晚间《新闻联播》中。李肇星、吴建民、沈国放、陈健等人相继通过荧屏为百姓熟悉。及至朱邦造、孙玉玺、章启月这一拨“嘴巴”入主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日益关心外交部世界的民众从一开始就记住了他们。章启月（包括孔泉、刘建超在内）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俨然也是“明星”。所以章启月自曝“猛料”，闻“星”起舞的老记自然不会放过热“炒”的机会。先前朱邦造、孙玉玺先后卸任出使突尼斯、阿富汗都在媒体界引起不少反应。这次章启月也不例外。
  
   任期最长的发言人　　
  
   在众多外交部发言人中，章启月确实有值得不少“圈点”之处。
  
   　　其一，在21位发言人中，她是第3位女性。在就任发言人之前，章启月在新闻司没有任何履历。
  
   　　其二，章启月1998年底正式就任外交部发言人之时，刚刚过了39岁生日。在当时的19位发言人中，她最为年轻。在男性同样占据绝对优势的“外交部发言人”队伍里，章启月只是一位“小妹妹”。
  
   　　其三，在世纪之交，章启月始终坚守新闻发布厅阵地，折冲于口舌之间，前后长达春秋6载。“傲”居21位发言人之首。这一条尤为值得一提。
  
   　　章启月差不多与朱邦造，孙玉玺同时入主新闻发布厅。朱邦造是在1998年2月10日，那天正好是农历元宵节。孙玉玺稍后为1998年12月15日。外交部网站展示的资料声明，章启月是从1998年底开始奉调新闻司就任新职的。其实她正式“登场”是1999年1月26日。2002年飞雪迎春之时，朱邦造奉调出使突尼斯（兼任驻巴勒斯坦大使）。2002年草长莺飞之际，当阿富汗战争的炮声依稀可闻，喀布尔市郊依然硝烟弥漫的时候，孙玉玺临危受命，成了最近23年来第一位常驻这个多灾多难国家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唯有章启月“按兵不动”。
  
   　　风雨送春归，2002年倏忽过去，2003年来临。天高云淡，朱邦造转馆飞赴伯尔尼履新，章启月依然“气闲神定”，不见风雨。眼看2004年即将过去，大使的任命方姗姗而来。
  
   　　“大师兄”李肇星80年代中期自非洲莱索托中国使馆归来重返“风水宝地”新闻司。作为马毓真的副手，他的发言人生涯起自于1985年4月。1988年2月，在马毓真飞赴大洋彼岸就任中国首任驻洛杉矶大使衔总领事之后，李肇星成为外交部新闻司第9任司长，同时继续他“嘴巴”生涯。待到上个世纪90年代第一春，马毓真持节转赴英伦三岛，李肇星再获拔擢，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第33位外交部部长助理。接下来的1年里，李肇星最初又兼任新闻司司长和外交部发言人，直到1991年，甫自布鲁塞尔卸任归来吴建民开始主持建外大街国际俱乐部的记者招待会。
  
   　　1991年2月7日，李肇星在国际俱乐部主持了最后一场记者招待会。屈指算来，他发言人的全部任期是6 年差了两个月。而章启月的任期，如果从1998年12月算起，刚好是6年。如果从1999年1月她正式登台算起，则是6年差1个月！其实，李肇星担任发言人时期，记者招待会每周仅举行一次，而不是如同现在每周两次。所以从绝对次数而言，李较之章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章启月真的要告别外交部B座新闻发布厅的时候，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平心而论，在21位发言人中，除陈健较为风趣幽默之外，其他各位的严肃“风格”基调庶几如出一辙。这是由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一特殊“角色”所决定的。12月9日下午，章启月一改往日的“不苟言笑”，甚至有点“儿女柔肠”地向记者话别，虽说只有寥寥数语，却字字情浓。当是心意终难平！
  
  
   第37位女大使
  
   　　此番章启月出使布鲁塞尔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70年代末，中国开始派驻女大使。20余年来，先后共有37位女性先后担任驻亚非欧美国家的大使。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出使国家最初大多集中在亚非一些中小国家或北欧诸国。她们总是在荷、丹、爱、芬、挪等国“打转”，并未推进至西欧“腹地”。直至90年代初，方有所改变。李金华出使新西兰，使人们再也不敢小觑中国外交界的“巾帼大使”，她们再也不是仅仅去“巴新”、萨摩亚等南太平洋岛国“栉”海风“沐”热雨。张联、陈宝鎏、傅莹陆续出使斯里兰卡、缅甸、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而且女性大使也开始进驻中亚、东欧、拉美以及独联体国家，甚至阿拉伯国家，如乌拉圭、厄瓜多尔、白俄罗斯、叙利亚、卡塔尔、黎巴嫩。2004年3月，蒙族女大使傅莹出使澳大利亚，应该说是20年来女大使一次重大突破。2000年夏，自马尼拉卸任归来的傅莹填补了张九桓留下的亚洲司司长空缺。故而她4年后赴堪培拉履新也属于“名实相符”、“官阶”相当。这是25年来中国女大使任命的一个重大突破！
  
   　　这次章启月获准派赴比利时，不仅表明了中国外交界的女性已经开始进军西欧国家——那里原本是男人主宰的天地，而且再次昭示世界，中国外交界真正“男女平等”的时代已经到来！
  
   　　章启月此番出使布鲁塞尔，既为“荣任”，也堪称佳话。
  
   　　拂去漫长岁月的尘埃，打开中比建交的34年华章佳篇，数数10任中国大使：李连璧、宦乡、康矛召、郑为之、章曙、刘山、夏道生、丁原洪、宋明江、关呈远，笔者拜见过其中半数以上。余以为皆为外交部才俊“翘楚”，堪称章启月的外交楷模。1975年暮春，当花季少女章启月尚在“小红屋”苦读之际，被誉为“中国基辛格”的中国最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解放”后飞赴布鲁塞尔履新。这位当年顾祝同将军的“高参”、国民党第三战区机关日报《前线日报》总编辑，在1949年成了北京东城外交部街33号的主人。当时他是新生共和国外交部欧洲非洲司首任司长。中英半建交后，宦乡走马伦敦，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常任代办。更堪评说的是，这10任外交前辈中还有章启月的慈爱父亲章曙先生。新中国外交界已有夫妻同为一国大使之佳话：王昌义、吴珉珉夫妇先后成为驻叙利亚大使。先前，章启月和章曙先后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如今，父女先后出使布鲁塞尔，实乃新中国外交史上又一桩佳话！
  
   　　在55年里产生的850余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共有9对是伉俪。他们分别是：凌 青和张联、李培宜和赵宝珍、吴建民和施燕华、王昌义和吴珉珉、姜恩柱和朱曼黎、谢锡勤和许月荷、查培新和张小康、李建英和徐亚男、王光亚和丛军。章启月夫君即为现任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刘结一。首任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出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后，刘结一从国际司副司长升任军控司司长，迄于今兹，已3年有余。想来刘司长外放出任大使已不远。果如此，外交圈内的第10对伉俪大使便是刘结一和章启月。
  
   　　章启月出使布鲁塞尔如此可圈可点，读者一定想了解其人其事。对镌刻着45载年轮的人生旅程而言，章启月有许多难忘的“1月”：
  
   　　1977年1月，章启月结束了难忘的少年留学生岁月，离开纽约回国；
  
   　　1978年1月，作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的首届大学生，章启月迈着轻快的步伐跨进了美丽的“北外”校园；
  
   　　1983年1月，刚刚从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毕业的章启月作为国际职员来到联合国秘书处，开始了她长达5年同声传译的生涯；
  
   　　1999年1月，从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卸任归来的章启月，正式在外交部新大楼B座新闻发布厅登台；
  
   　　2004年1月，刚刚卸外交部发言人重任的章启月飞赴布鲁塞尔，她的行囊里早已装进对祖国的庄严承诺……
   中国派驻的女大使
  
   丁雪松 前驻荷兰、丹麦大使
  
   龚普生 首任驻爱尔兰大使
  
   李 珩 前驻塞浦路斯大使
  
   林霭丽 前驻芬兰、塞浦路斯大使
  
   王桂新 前驻荷兰、挪威大使
  
   祝幼琬 前驻希腊大使
  
   顾懋萱 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韩琍琍 前驻爱尔兰大使
  
   王弄笙 前驻巴布亚新几内亚、西萨摩亚大使
  
   张 联 前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
  
   李金华 前驻新西兰大使
  
   唐湛清 前驻斯洛伐克大使
  
   谢月娥 前驻柬埔寨大使
  
   范慧娟 前驻爱尔兰大使
  
   赵宝珍 前驻马达加斯加兼科摩罗、科特迪瓦大使
  
   陈宝鎏 前驻缅甸、新加坡大使
  
   施燕华 前驻卢森堡大使
  
   吴珉珉 前驻叙利亚大使
  
   朱曼黎 前驻荷兰大使
  
   许月荷 首任马其顿大使
  
   于莲芝 驻赤道几内亚大使
  
   吴筱秋 前驻白俄罗斯大使
  
   章颂先 前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
  
   傅 莹 前驻菲律宾大使,现驻澳大利亚大使
  
   张小康 前驻爱尔兰大使
  
   周秀华 前驻卡塔尔大使,现驻叙利亚大使
  
   章家有女初长成
  
   　　章启月1959年10月生在北京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的父亲就是前驻比利时、日本大使章曙先生。即令在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初期，已故外交家章曙大使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普天之下昭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壮严宏伟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章曙就来到外交部。当时，身为人事科科员的章曙等人的工作主要就是从各地抽调工作人员为尚在摇篮里的新中国外交部配备各级干部。年仅24岁的章曙成了外交部共青团第一任总支书记。
  
   　　章启月4岁时，父亲章曙初出国门，来到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他先后在张伟烈(后任驻摩洛哥、蒙古、泰国大使)，曹痴(后任尼泊尔、塞浦路斯大使)、宫达非(后任驻扎伊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非洲友好协会会长)3任大使麾下，勤勉工作，从二等秘书升迁至一等秘书。大使离任或休假时，章曙还以临时代办主持馆务。
  
   　　当章曙结束了在巴格达中国使馆8年的任期，准备束装就道回国的时候，纽约联合国总部传来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在第三世界兄弟们的全力支持下，中国被剥夺了长达22年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终得以恢复！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被赶出了联合国总部大厅！喜讯传来，章曙并没有意识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后半辈子外交航程，乃至女儿未来的命运。
  
  
   少小负笈纽约城　　
  
   1972年7月，北京那个酷热的夏季，章曙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走马纽约成功湖！那年，章启月还不满13周岁。有趣的是，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后，章启月也被拔擢升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这倒是章曙父女始料未及的。在新中国外交界，父女两代外交官已不在少数，但章曙、章启月父女在同一机构，先后担任同一职务，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界是绝无仅有的，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佳话。
  
   　　翌年暮春，经中国政府推荐，章曙作为首批派往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副司长。与此同时，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人已敏锐地察觉到外语培训的重要性，中国代表团遂向国内提出建议。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一种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4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这4名少年学生中有两位颇具知名度：一位是章含之（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乔冠华夫人）的女儿洪晃，一位就是本文的女主人公章启月，当时洪晃小姐12岁，章启月14岁。洪小姐毕竟是名人之后，虽然父母离异，但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章启月则是幸运的，早在“文革”风尘弥漫、国门远未洞开之前，就获得了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不过，党和人民没有白培养章启月。刚好一个世纪以前，“留美学生监督”、清廷驻美副公使容闳先后率百二十“辫子军”幼童远渡重洋，数年后还带回了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总工程师，飞机设计师冯如这样的精英，遗憾的是，当年的4名稚童除了章启月“硕果”仅存于外交部以外，其余的大都跑去了国外……。这是后话，由于章曙是联合国的高级职员，章启月的学习费用概由联合国有关部门支付。
  
   　　章启月和其他几位学生被集中到了外交部。按照洪晃的说法，当时“高兴得要跳楼”，想来章启月也不会例外。
  
   　　外交部有关部门为孩子们办了一个学习班，宣讲的叔叔阿姨告诫孩子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云云。临行前，外交部还发给700元的“置装费”，对手里常常只攥着用来买冰棍的几分零花钱的孩子们来说，这可真是一笔天文数字！1974年一个夏日的清晨，在往常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们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了很有气派的套装以后，章启月和她的小伙伴们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饱经沧桑的洪晃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和3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班机，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有出门，讲外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大‘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引案：即LITTLE RED HOUSE SCHOOL )就读。
  
   　　半个世纪以前，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唐闻生女士就是在这所颇有名气的小学获得英语启蒙的。唐闻生曾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谈到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小红房’寓教于乐，那里教给我很多东西。”但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小红房”学校似乎再不复旧时的情景。也许是刚从“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腐朽”、“黑暗”的资本主义世界吧，在中国孩子的眼中，这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也许是不适应，4个孩子的英语水平并没有多少长进。每天一早，大“林肯”把孩子们送去学校。当老师开始讲课时，中国学生中便有人开始打起呼噜来。原来，“小红房”属于那种与国内完全不同的开放性学校，学生大多很随便，上课可以趴在地上，可以把脚搁在桌子上，也可以嚼口香糖之类，没有老师会来干涉你。所以，打瞌睡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上课的老师也知道自己的中国弟子听不懂授课内容，于是慈悲为怀，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们开始着急了！须知，中国政府每学期至少为大家缴纳2000多美元的昂贵学费，这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哪！要是学砸了，一事无成，无脸见江东父老尚是小事，又该如何向国家交待啊？
  
   　　那个时候，分工主管这帮学生的头头就是唐闻生的母亲张希先！到底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幼儿教育硕士，一向醉心于幼儿教育、还曾当过外交部幼儿园负责人的张希先就创造性地提议：让孩子们都住到美国人家里去！
  
   　　于是，在平时，孩子们都被送到美国家庭寄宿就读。只有到周末时才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休息和补习汉语。
  
   　　在两年半的不长年月里章启月不愁吃穿，过得无忧无虑。章启月至今还记得，“小红房”学校大门外有一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虽然中国少年留学生衣食不愁，但是却身无分文——中国代表团有关部门从来不发零用钱。天热时，酷暑难当，同学们纷纷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章启月和洪晃等小伙伴只好无可奈何地眼睁睁地看着异国的同窗学友“大快朵颐”，一边馋兮兮地咽咽口水，一边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张希先顺理成章地成了孩子们的业余辅导员。由于她悉心细致的照料，更兼慈祥温和，中英文俱佳，章启月等人的学业均大有长进。到后来，她们不仅能流利地对话，而且还会说一些地道的美国俚语。在纽约的少年“留学生”生涯对章启月一生而言都是难忘的，这是她嗣后涉身外交事业的一个极为珍贵的“滥觞”。
  
   　　1977年1月，章启月告别了她熟悉的“小红房”学校。也告别了中国代表团驻地一一纽约西区66街林肯中心对面那幢颇有特色的14层大楼。当小车缓缓驶出大门时，章启月看到了那块精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当时，章启月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此生竟会与这幢大楼结下不解之缘！章启月也没有想到，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的祖国蒸蒸日上，正是“飞雪迎春到”的早春季节，新的更大的机遇正在等待着正当豆蔻年华的少女。如同含苞欲放的章启月的前程灿烂似锦，铺满鲜花！
  
   外交“摇篮”国际司　
  
   　 回到了阔别2年半的北京，章启月的心头时时感受到春光的明媚，四凶翦除，天朗气清，神州是处春常在，时代的春风轻拂少女情怀，惬意莫名！章启月很快跨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插入高二就读。
  
   　　当年盛夏，邓公小平再度复出，犹如料峭早春里响起的第一声惊雷！如果振兴教育、呼唤科学是邓小平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20年改革历程最初迈出的两大步，那么恢复高考制度便是这位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大师呕心沥血奏出的悠扬序曲。
  
   　　1978年1月，章启月回国刚好1年后，她与来自祖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一起，跨进了地处京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美丽的校园。成为“文革”后“北外”第一批经过统一考试招收的新生。
  
   　　虽然学海无涯，书山亦有险阻，但是，对于章启月这样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青年人而言，犹如春江放排，千里轻舟。她的日子过得称心快意。当离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章启月的辛勤汗水结出了硕果一一她考上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使她有机会重返睽违五年之久的纽约。80年代初开始举办的联合国译训班专为联合国各机构培养大批高级翻译人才。从“大师兄”崔天凯(前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现任亚洲司司长)到最小的“师弟”马雪松、张建敏(现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以及前几年在朱熔基、钱其琛记者招待会上出足风头的朱彤小姐，都曾在此地“修炼得道”。
  
   　　1年的培训深造的日子倏忽过去。转眼又是1983年瑞雪纷飞的数九隆冬，章启月再次登上了飞往纽约的班机。这次她是作为国际职员，前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1年后，她飞到明媚秀丽的莱蒙湖畔，供职于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同声传译”的角色依旧。
  
   　　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同声传译的岁月一共持续了5载春秋，然后回到了北京。章启月自然而然地进入人才荟萃的国际司。从少女时代起，章启月就对联合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中国外交界是绝无仅有的。除了章启月以外，从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在少年时代就与联合国结下如此一段缘份。更兼寒暑5载在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办事处的耳濡目染，章启月对国际事务并不陌生。
  
   　　章启月在国际司一呆就是整整8年！在这里，她从随员起步，一直干到副处长，一等秘书。不仅如此，在人才辈出的国际司，还孕育了章启月少女时代的美好爱情。花好月圆、美景良辰，她与同样也是外交官的后代——刘结一先生结为秦晋永好。
  
   　　当1995年章启月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离开国际司第三次飞赴纽约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
  
   　　从1995年开始到1998年，章启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3年。
  
   　　1998年那个难忘的秋日，当银色的飞机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的一瞬间，章启月的心头突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惆怅。俯首望去：曼哈顿插入云霄的摩天大楼栉比鳞次，犬牙交错；哈德逊河口贝律娄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巍然矗立，高耸云天；还有东河西岸的联合国总部，技合部那幢别致的39层蓝玻璃大厦……，都渐渐远去。然而，她的记忆深处，纽约布鲁克林区格林威治村附近的“小红房”学校（LITTLE RED HOUSE SCHOOL），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
  
   　　从少女时代直至如今步入中年，章启月45年人生旅程有四分之一是在纽约度过的。
  
   外交部的女“嘴巴”
  
   　　1998年晚秋，当西山如醉如痴的红叶为天高云淡的北京增添了无限秋色的时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章启月结束了3年的任期。在80年代开始的15年外交生涯里，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章启月一直与联合国打交道，从事多边外交。可如今，却要“改行”了。
  
   　　章启月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成了又一位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外交部发言人。1999年1月26日下午2时45分，章启月准时来到外交部新大楼B座新闻发布厅，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这是在相隔6年后，继李金华、范慧娟之后，中国外交部又一位女发言人。
  
   　　章启月的“转轨”非常顺利，她很快进入了角色。短短几个月的实践，章启月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据圈内人士评称：章启月反应敏捷，沉着坦然，答问简洁自如，从不拖泥带水，且回避有术。
  
   章启月与外国记者们在一起。
  
  
  
   如同再高明的发言人亦念讲稿一样，各国外交部发言人都回避对那些一时无法或不拟明确表态的问题具体作答，关键在于从最恰当的角度“切入”。回避问题之道，存乎于“巧”、“妙”二字。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当章启月步入外交部新闻发布厅的5个月里，她迎来了一个外交“多事之春”：先是日美两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接下来是马其顿违背中马建交公报，与台湾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不久，北约以科索沃为借口对南联盟发动持续了近3个月的野蛮轰炸。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使馆骇人听闻的导弹袭击更是将雪上加霜的中美关系降至了“冰点”。
  
   　　记者招待会上，章启月的答问于灵活巧妙中蕴含了坚定的原则性，向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包润石在香港总商会发表履新后的第一次演说时即对香港的民主、自由以及判案公平等问题，信口开河，喋喋不休。他露骨地声称：港人有权要求改变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演进模式，云云。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在1月28日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章启月再次作出反应。她指出：香港回归以后，中国中央政府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不干涉属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卓有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美国驻港总领事公然对特区政府的施政等中国内部事务妄加评论，说三道四，是毫无道理的。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法新社女记者问：“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说台湾对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兴趣只停留在信息的阶段，你对此有何评论？”“我没有看到美国国务院对TMD的最新评论。我想在这里重申中国对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中国认为，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都是公然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的错误做法。而且，这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制造新的障碍，而且也不利于台湾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有关承诺，不向台湾转让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关技术和设备，以免损害中美关系。”
  
   　　1999年2月中下旬，亚得里亚海阴云密布，朗布依埃和谈前景黯淡，科索沃战火一触即发。章启月指出：中国反对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及南联盟有关各方面继续通过耐心对话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嗣后，从3月24日深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划破南联盟宁静的天空，一直到6月10日晚9时20分安理会正式讨论，决议草案前暂停轰炸的79天里，章启月曾不止一次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章启月还曾措词尖锐地抨击美国国务院发表的1998年度“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她毫不客气地剥下了“人权报告”伪善的外衣：“美国政府对自己国内存在的严重违反人权的现象闭口不谈，却发表所谓别国‘人权报告’，对他国人权状况肆意歪曲，对他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这是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章启月所以能如此驾轻就熟、较快地适应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新闻司新闻发布处的诸位同仁的全力支持固不待言，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多年参与联合国多边事务的经历不无关系。从国际司到新闻司，从多边事务到外交部的“嘴巴”，天时地利，海阔天空，章启月是幸运的！…………
  
   　　弹指一挥，章启月又将告别朝夕相处的亲爱家人，飞往异国他邦。6年了，“不思量，自难忘”。一向低调行事的章启月在回答记者平静地说：这6年中经历的外交大事挺多的，很难说哪一场最难忘。但对我来说，中美撞机事件那次我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次我们第一次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利用多媒体手段来说明中国的立场，拿出录像带和飞机受损的幻灯片给大家放，很有说服力。……
  
   来源：《大地》杂志

日期：2005-9-29 15:30:34

9月14日上午, 外文局举办了第二届全国翻译资格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 副局长(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等出席。新的一届专家委员会共有36名来自外文局,外交部,各大院校及翻译界著名人士组成. 他们将马上投入到2005年11月的考试命题及其他相关工作中去. 我中心王主任作为外文局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并与到会专家进行了接触.         专家委员会名单 第二届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翻译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 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若瑾、外交部专家陈明明。 委员（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丁衡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志、外交学院副教授王燕、总参三部译审王卫民、北京周报社主任编辑王刚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克非、商务部专家王洪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恩冕、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译审卢敏、外交部专家许晖、北京大学教授刘树森、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仲伟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译审李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陈延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宏薇、外交部专家张建敏、北京周报社译审邵海明、外文出版社译审李振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汪福祥、中央电视台主任播音员杨锐、外交学院教授范守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林克美、清华大学教授罗选民、新华社高级记者周宗敏、新华社高级记者周树春、新华社译审钟建国、北京大学教授胡家峦、新华社高级记者高殿民、新华社高级编辑常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常玉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黄源深、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审程福惠

2002年7月6日 11:26:55

年轻的高级翻译张建敏曾在布什总统访华时为其做过中文翻译   　　300人提问432个问题 　　“哎呀，我本来还想详细回答这个问题呢，可是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处长张建敏遗憾地说。昨天下午，300多位网友与外交部翻译室的年轻翻译张建敏、雷宁、费胜潮和邵廷娟在线交流，由于网友提出了432个问题，所以当近两个小时的在线聊天刚结束后记者见到这4位高级翻译时，他们显得兴奋而又疲劳。 　　由于承担的是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的外事活动的口译，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然而当走近他们时，你会发现，这些年轻的高级翻译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平凡的喜怒哀乐，不过他们身边摆放的厚厚的工具书又提醒着他们工作的特殊性质，这4位年轻的高级翻译曾为江泽民主席、朱总理和胡锦涛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据了解，翻译室集中了英、法翻译，主要负责外交文件、文书的笔译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外事活动的口译。昨天与网友在线聊天的4位年轻翻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错把橡胶译成香蕉 　　一名优秀的高级翻译是要经过很多磨炼的，对此张建敏深有体会。在为朱镕基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做翻译时，张建敏曾经翻错过一个词，朱总理当场给他纠正过来，回想起这些，他总是很内疚。不过回忆起当时，张建敏心态很平和，他说自己当时也没有像人们想得那样紧张，“总理以前也纠正过我，我相信他的判断，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 　　提起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过的尴尬事，张建敏不好意思地说：“我曾把橡胶换大米说成香蕉换大米，别人指出我的错之后，我一紧张，又说成橡胶换香蕉。” 　　女翻译雷宁则回忆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说话发音特别靠后，声音浑厚，在和我国领导人谈话中，他说以色列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接下来的一句雷宁却没听懂。佩雷斯重复了一遍，雷宁还是没听懂，而此时在座的其他人都听懂了。 　　费胜潮也回忆起自己的一件尴尬事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费胜潮顺畅地翻译过来，可是翻译过后全场大笑，大家的笑声才让他恍然大悟：原来他又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地和同事们说：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翻译室的高级翻译基本上都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所以如何完成从一名外语专业的学生到外交部高翻这一角色转换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 　　年轻的高翻邵廷娟回忆了自己的经历：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后，首先参加了近一年的翻译室培训。这一培训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段时间是强化训练，由翻译室的各位前辈每天陪新人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的练习；第二阶段是在工作中培训，参加一些笔译初稿和不太重要的口译活动。培训结束后，才算成为翻译室真正的一员。这一年的培训对于新人从学生到外交部翻译的角色转变至关重要。 　　专用名词最难译 　　有网友提问：“怎样译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比如说，‘三讲’、‘三个代表’？”张建敏坦言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他说，全国译协外事翻译委员会也定期邀请专家就类似的翻译难点进行讨论，形成一些相对较好的译法。“三讲”是“threestresses”，“三个代表”是“threerepresents”，但是对那些不太了解中国的人，理解起来恐怕需要一个过程。他说，翻译这些词汇，难以在外语里找到对应的词，在翻译时首先应该确保意思准确，所以，有时难免会显得有些ChineseEnglish。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高级翻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口语词汇形象生动，但往往不易想到合适的对应词，比如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高级翻译们说在翻译这类语言时，日常需多注意积累一些英语俗语；如暂无对应说法则需查工具书，找到尽可能多不同的译法，从中选择，加以润色；如查不到或口译来不及查，则可视情况现场直译或意译，事后再推敲较好的译法。 　　人们常会看到翻译在领导人身后飞快地记录着，年轻的高级翻译雷宁介绍，高级翻译在做同声传译的时候都要做笔记。参加在线交流的几位都是在翻译室接受的培训，可以说是同门师兄，记笔记是一个套路，总的来说，就是记住句子的框架和关键词。可以使用中文、英文、数字和符号，但每一个人都还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技巧。别人管高翻们的笔记叫天书，只有自己可以读懂，而且还有一个时间期限，间隔太长会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风光背后是辛苦 　　在普通人看来，给领导人当翻译是很风光的，然而这风光背后也隐藏着高级翻译们的辛苦。比如说高翻们会经常吃不上饭，从早到晚连轴转，长时间地站着翻译或是在汽车上坐在前面却需要转过身来翻译。在国内，宴会上多多少少都能吃到一点儿东西，实在不行回家还可以再吃点儿。在国外，就比较辛苦了，因为宴请的时候根本就不招待翻译。好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同事们特别体谅翻译，会让他们提前吃点饭。(王海涓) 北京晚报

说起张建敏的名字，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人群中的张建敏会被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不是电视里那个经常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翻译嘛 "昨天，受省外事办翻译中心之邀，这位与朱彤并称为我国外交舞台"金童玉女"的年轻小伙子，为江苏省各市外办的翻译们上了一课。在休息间隙，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稿件来源：扬子晚报

　　说起张建敏的名字，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人群中的张建敏会被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不是电视里那个经常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翻译嘛 "昨天，受省外事办翻译中心之邀，这位与朱彤并称为我国外交舞台"金童玉女"的年轻小伙子，为江苏省各市外办的翻译们上了一课。在休息间隙，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由于承担的是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外事活动的口译，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始终充满神秘感。但私底下，这位高级翻译显得低调而谦虚——尽管这位今年刚满35岁的杭州小伙子曾经为许多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

　 1998年张建敏陪同朱镕基访英时所表现出的潇洒风度让观众记住了他。

　 在普通人看来，给领导人当翻译是很风光的，然而这风光背后也隐藏着高级翻译们的辛苦。张建敏说,领导人的即席讲话，对年轻的翻译是一种考验。他们从早到晚连轴转，吃饭时往往也要绷着一根神经，生怕漏听了一句话。

　 张建敏表示，口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技能，对灵敏度、准确度以及语音、语调要求极高。翻译者不但要懂政治、外交，对经济、高科技等领域都要非常熟悉，要做一个"活字典"。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掌握最新的信息和国外的新兴词汇。在翻译之前，要对所涉及的内容有初步的掌握，对要涉及的词汇要做到心中有数。翻译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紧张，如有没听清的内容，别不好意思问，不然不但会影响自身水平的提高，还会闹出更大的笑话。"江苏出了很多优秀的翻译人才！"张建敏笑着说，在外交部翻译室，江苏人可是"主力军"。本报记者于丹丹

    目前在同声传译界最负胜名的，莫过于张建敏和朱彤。
    张建敏１９７０年出生于杭州。在中学时，他就显示出过人的语言天赋，获得过全国青年电视英语竞赛二等奖。
    １９９０年，２０岁的张建敏通过复旦大学研究生考试后，又参加了联合国译训班招生考试，他一试中的，开始了同声传译的学习。从译训班毕业后，张建敏来到了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在１９９５年秋，张建敏就担任了江泽民、克林顿纽约峰会的中方译员。
    与张建敏同时进入联合国译训班学习、然后又同时进入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的朱彤出生于１９６８年。
    １９８６年，出身外交官家庭的朱彤考入了外交学院。
    ４年后，她与张建敏一同来到了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训班。朱彤从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庆典开始崭露头角，此后，由于在朱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出色表现，她一下子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人物。由于同声传译工作的特殊性，能够在这个行业取得如此成绩，朱彤付出的汗水要比男译员多出几倍。
    如今，张建敏、朱彤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外交学院，无数学生正在刻苦攻读，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成为同声传译界的佼佼者。

 

大家熟悉的曾为朱熔基总理担任过翻译的朱彤，以及目前为胡锦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作翻译的戴庆利、张建敏等，均毕业于……

 

 

中国外交界第五“代”英语译员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马雪松（前外交部翻译室培训处处长）、姜江（前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处长）和张建敏、朱彤、许晖、雷宁等。近10年来，马雪松、姜江屡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许多方面重要国际会议，并担任高层领导与来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见的英语翻译。从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著名外交家冀朝铸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翻译20余年。作为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第六任英语译员，冀朝铸追随朝夕长达17年！马雪松无疑是新时期中国外交译事界的“冀朝铸”。从1988年到1996年，他一人独领译坛风骚差不多10年
    之久，近20年来外交译事界无出其右！紧接着马雪松、姜江挑大梁的是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在人大会议期间为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记者招待会担任翻译的杭州小伙张建敏和刚刚为新一届政府总理朱镕基举行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担任英语翻译的湖州姑娘朱彤。
　　“金童”杭城渔人家 
　　少年有志的张建敏终于后来居上，从班主任手里接过了那本他梦寐以求的、厚厚的英汉朗曼词典。
　　潇洒而有才气的张建敏1970年出生在杭州城北拱宸桥一个普通百姓人家，父母都是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的工人。张建敏祖父以及外祖都是杭城运河边上“渔佬儿”，摸鱼捉虾只是寻常的“小菜一碟”，抓鳖（甲鱼）颇有名气，委实是一把好手。
　　张建敏那一口流畅地道的英语最初是在令杭人趋之若鹜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奠下第一块基石的。开始的时候，张建敏的成绩并不突出。因家境贫寒，他甚至买不起一本最普通的英文词典。识英才而教的初中班主任在新学期的“施政”演说中宣示了一项颇有新意和“诱惑力”的奖励政策：本学期班上成绩最好的和进步最快的学生将在期末获奖。让班主任也始所未料的是，他的这一举措竟然给了少年张建敏如此大的激励和动力。学期结束时，张建敏成了班上进步最快的学生。年轻的班主任果然言而有信，脸上泛着红光的张建敏从班主任的手里接过了那本他梦寐以求的厚厚的英汉朗曼词典。1986年，浙江电视台举办“美的知识”竞赛，张建敏自行组织同学参赛。这场竞赛曝出的最大“冷门”是张建敏率领的学生分别战胜了萧山市教师队和浙江大学研究生而“独占鳌头”。高三那年，成绩出类拔萃的张建敏还曾代表杭州外国语学校参加全国青年电视英语竞赛（中学组）二等奖。进入决赛的六名学生中，除了张建敏外都是上海人。十载春秋弹指一挥，如今，这五位“上海佬”都去了国外，惟有张建敏“硕果仅存”，留在了外交部。
　　靠着平时的汗水与勤奋，1986年秋，自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后的张建敏迈着轻松的步伐跨进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美丽幽静的“上外”校园里，张建敏的学业如春江放排。20岁那年，参加完复旦大学研究生考试后的张建敏遇上了联合国译训班招生。他与外交硬是有缘，一试而中，由此而登上北去的列车，为未来的外交航程扬起了第一片风帆。
　　朱家有女初长成
　　朱彤父亲是半路出家的外交官。而她报考外交学院的最初缘由竟是“离家近”和“有刺激”……
　　那一年秋天，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考生只有3名，其中就有朱彤。1968年生于北京的朱彤的父亲也是外交官，七十年代初自教育部调至外交部后，一度供职西亚非洲司、西亚北非司，嗣后曾任中国驻塞浦路斯、意大利大使馆一等秘书。母亲学的是意大利语，后来在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刚届而立之年的朱彤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育民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北师大实验中学。在这所学风严谨的著名中学里，她受到良好的中等教育。1986年夏，朱彤以优异成绩冲刺一年一度的高考。笔者曾问朱彤为何报考外交学院，是否受乃父的影响时，她嫣然一笑说：“离家近，当然，”朱彤顿了一下，“外交学院一向难考，也有刺激性！”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外交学院负责人、当年的口译教师对朱彤的勤奋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安排不少模拟活动，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难度较大，重点在于句子如何安排。朱彤每次都准备得很充分，在班上表现突出。她的灵敏度、准确度以及语音、语调，都让我们很满意，觉得她有很好的潜力，有培养前途。”199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张建敏在黄浦江边废寝忘食，拼命复习考研时，朱彤在外交学院英语系也完成了大学的4年学业。“金童玉女”终于走到一起。
　　总理记者会“出彩”
　　宛若翩翩留连百花丛中的彩蝶，仿佛夏日西湖亭亭玉立之风荷。今春新总理记者招待会更令朱彤声誉鹊起。有行家称：“从全场来看，朱彤翻得无可挑剔……”
　　两年的译训班苦读生涯很快成为历史。张建敏、朱彤都顺理成章地分在了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虽说朱彤自去年香港回归庆典为起点而崭露头角，今春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更令其声誉鹊起，好评如潮，但以“出道”时间而论，张建敏显然早于朱彤。姑且不言1996、1997年人大会议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两场记者招待会，早在中美关系因李登辉访美而陷于低潮的1995年秋，张建敏就曾担任江泽民、克林顿纽约峰会的中方英语译员，令人刮目相看。
　　1997年是张建敏和朱彤的大忙之年。他们仿佛是外交舞台上的“金童玉女”。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江泽民率全体常委会见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张建敏任英语译员。中共十四大时，这样的“角色”曾由马雪松“扮演”。4天后，张建敏又随李鹏总理来到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度年会。连1997年岁末钱其琛中东五国之行也少不了张建敏。一是会见以色列魏茨曼总统、内塔尼亚胡总理会谈需用英语翻译，二是结束中东之行后，钱其琛马不停蹄，又匆匆飞往开普敦与恩佐外长正式签署中国南非建交联合公报，张建敏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当第一场夏雨随着1998年新年的到来而飘飘洒洒降落在风光秀美的比勒陀利亚的时候，满面春风的张建敏就站在钱副总理兼外长的身旁，参加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开馆仪式……
　　在“九七”香港回归祖国的百年庆典中，身着漂亮衣裙的朱彤每每出现在钱其琛身前身后，宛若一只翩翩留连于百花丛中的美丽蝴蝶，仿佛夏日西湖曲院濯清涟而亭亭玉立风荷。温哥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会场里还留着朱彤纤纤足印，吉隆坡东盟—中、日、韩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又出现她青春的身影……
　　1998年新春伊始，朱彤即陪李岚清出访丹麦等国。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新任总理朱镕基的两场中外记者招待会更让朱彤风头出足，一时成为大小媒体记者跟踪追逐的对象。毋须讳言，传媒在朱彤身上倾注了较多的关注，自然有角色、性别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平心而论，在外交界，她的语音、语感，能够企及的女性译员并不多。有行家称：这次朱镕基的记者招待会牵涉面很广，专业性强，词汇量大，可以说是一次大容量、长时间、高强度的活动。“从全场来看，朱彤翻得无可挑剔，应该打高分……”自1997年夏开始广为媒体注目以来，直到今年早春朱镕基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形成传媒竞相“聚焦”的高潮，朱彤一直保持冷静、“低调”，礼貌而坚决地谢绝了所有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要求。有《北京青年报》、《长江日报》记者分别在外交部上下班时间“截”住朱彤做“突然袭击”式采访，皆无所获。朱彤用委婉而坚定的口吻告诉那些“不速”采访者：“我不想成为公众人物，只希望像现在这样平静地生活……”这多少让人们了解到朱彤的颇具特色的个性。
　　与前些年相比，朱彤的发型一改旧日不加修饰的“村姑”式，包括服饰在内都已有所改观，折射出现代的风韵、雅致与律动。
　　细心的电视观众也许察觉朱彤耳边经常替换的颇有特色的耳环，以及她那大为改观的发型，据外交圈内知情人士披露，朱彤平时喜好搜集各种耳环，数目和种类均已相当可观。
　　雾都伦敦忙穿梭
　　朱镕基对风韵犹存的撒切尔夫人幽默而谦虚地说：“我才当了两个星期的总理，还是个小学生，但是你已经担任了三届首相，已将是硕士了……”
　　3月31日上午，应布莱尔首相、若斯潘总理的邀请，走马上任的朱镕基总理一行离开北京，赴英国、法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一届政府总理的第一次正式出访。和朱总理一样，同行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也是就任新职后第一次出国访问，为中外传媒所瞩目。朱镕基此行意义重大。访问英国后还将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亚欧会议并同欧盟主席桑特举行会晤，商讨建立全面伙伴关系。随行的英语译员就是张建敏先生。3月31日下午3时30分中国的专机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英国政府给予中国新总理最高的礼宾待遇，长长的红地毯从飞机舷梯旁一直铺到了机场贵宾室。
　　很多观众已从电视传媒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了张建敏在温莎宫、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潇洒身影。张建敏随朱总理频频往来于英国前任和现任首相希思、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以及亚欧国家金大中总统、吴作栋总理等领导人之间。他对新总理的睿智、机敏和谦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4月1日下午，朱镕基总理在下榻的海德公园酒店会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到达时，朱镕基正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哈比比。在会见厅外等候之际，“铁娘子”毫不客气地数落这位40天后接替黯然挂冠的苏哈托的印尼新“出炉”总统。而她对朱镕基则赞不绝口，以非常肯重的语气说道：“非常好，他是一位优秀的人！”朱镕基一见到撒切尔夫人，就幽默而谦虚地说：“我才当了两个星期的总理，还是个小学生，但是你已经担任了三届首相，已将是硕士了……”当张建敏微笑着流利地译出后，撒切尔夫人风韵犹存的脸上也情不自禁地荡漾起灿烂的笑靥……当天晚上，在伦敦金融城内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英中贸易四十八集团为中国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朱镕基发表即席演讲，再次向座无虚席的与会者求教治国之道：“今天下午我已向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希思首相请教如
何当总理，明天还要向布莱尔首相请教。我今天也向大家请教，希望你们提问题，提问题就是对我的教育。”张建敏目睹充满了欢乐友好气氛的宴会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回答有关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朱镕基说：“中国虽然经济力量十分微薄，但是我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们作出的贡献仅次于美国、日本，高于其他国家，也高于英国，中国已承诺了4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22亿6千万美元已经支付给东南亚国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操作计划是按照外汇储备的多少来分配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所以我们拿出的钱就多了。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但我没有抱怨，因为只要是对我们友好的东南亚邻邦有利，我们总是愿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朱镕基总理在结束即席演说时风趣地宣布：“我回去之后，一定要宣布有一家英国的保险公司将会获得批准，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其他的保险公司也不要失望，既然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事实上，还没有等到朱镕基离开，英国著名的皇家太阳保险公司就获得在中国的经营执照。一位记者在题为《朱镕基演讲倾倒听众》的报道中写道：“朱镕基昨晚令座无虚席的伦敦市政厅内的听众深深着迷，他花了40分钟时间，不用看笔记，详细阐述了他的改革措施。”英《金融时报》以赞叹的口吻报道朱镕基在伦敦金融城的演讲：“朱镕基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谦虚、坦率、真诚的表述，为英国各界人士释疑解惑。光照了国际舞台。”对此，一直跟随朱总理不离的张建敏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当张建敏在伦敦温莎宫、唐宁街奔忙穿梭之际，朱彤也没有闲着。就在朱镕基离开北京的同一天上午，应中国政府邀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抵达北京。钱其琛副总理与安南秘书长的会谈，江泽民主席与他在中南海的会见，都是朱彤作翻译的。
　　6月27日上午，江泽民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从古城西安风尘仆仆飞来北京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为一身得体套装包裹的纤弱娇小的朱彤角色依旧。随后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以及中午12时开始举行的长达75分钟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也是这位最近备受注目的著名女译员担任翻译。在江泽民和克林顿联合举行的精彩、诙谐类似“辩论”的记者招待会上，从朱彤小姐嘴里舒畅流出的抑扬顿挫、动听悦耳的正宗英语，以及那位高过朱彤一个头的美国同行先生吐出的明显经过港台风雨浸润的变调中文，是一种绝妙的比照和冲撞。难怪克林顿总统有好几次侧过身来，托着下颌出神地谛听远处对着扩音器翻译的朱彤。自6月26日晚间8时20分克林顿总统乘坐的专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南停机坪的那一刻起，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的译员们几乎没有片刻的轻松。6月27日晚上人民大会堂江泽民举行的国宴上，翻译室英文处几乎是“倾巢而出”，关心电视新闻的读者早已从荧屏上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朱彤、张建敏、许晖、雷宁……
　　最近，张建敏又随钱其琛副总理出访巴巴多斯、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古巴和亚买加加勒比五国。加勒比之行结束后，张建敏又随钱其琛来到纽约长岛拿骚县医疗中心探望在第四届友好运动会中受伤的宁波籍体操小将桑兰姑娘。许晖则随外交部长唐家璇去马尼拉出席第五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对话国会议和中国与东盟对话会，以及分别对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顺访和工作访问……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欣看外交译事界新秀辈出，如雨后春笋，回首诸位前辈走过的不寻常的路程，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因素。和平崛起既包含了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拒斥西方控制的决心，也展示了中国虚心接受外来进步影响的胸怀，更表明中国寻求的是一种天下主义的、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

1最一般地讲，世界格局是指，世界上各国或国家集团在合作与竞争中、在实力上和利益上达到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试图改变现有均衡的努力都是得不偿失的。对世界格局的理解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角度，比如可以从历史或动态的角度看，也就是力求回答“世界格局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人们常说的“时代问题”就与此密切相关。我们亦可以从时代的横断面或静态的角度观察，即透过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或汤因比所用的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来对现今的世界加以描述。我们也可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即通过比较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可以将其统称为各种力量，在既定或未来格局下的获益和受损程度，来理解和把握世界格局脉络。我们还可以从世界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或影响力的此消彼涨中，从其构造世界秩序的理念和意志力中，来对世界格局进行分析。换个角度看，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在于各种力量在形形色色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综合实力。一国或国家集团的综合实力主要取决于以下6个要素：市场规模，包括总产出与人均产出水平，以及相应的购买力；货币与金融，主要看其货币是否是世界储备货币，以及其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有效性和规模；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其中既要看存量更要看增量；国土、以质和量表示的人口、与资源禀赋；制度的稳定性以及与治理合法性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软力量”；军事力量。多维度并重、动静态结合、损益量比较、内外因兼顾，应成为思考世界格局这一宏大问题的基本脉络。

2总体上看，人类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由来已久，但于今尤甚。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充斥着资产阶级对产品市场不断扩张的需求。它必然到处安家筑巢，到处建立联系。”经典作家们在当时不仅看到了今天人们称之为全球化的种种现象，还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质，即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血腥味的或明火执仗式的对外扩张。时至今日，特别是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尽管贸易和资本扩张的动机依然如故，但扩张的方式已大为改观了。当今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基本内容和实现方式都已经变成为，在保障所谓“普遍人权”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框架下，按照市场规则，也就是通过清晰界定和严格保障财产权、自由竞争、利润最大化等原则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得以实施和贯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谋取利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进步和技术扩散，关乎全人类福利的全球问题的日益紧迫，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动体在治理结构、目标函数和行为方式上的变化，至少部分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实现共赢的可能性增大，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此外，由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还引发了另外一个后果，即军事影响力对多数国际问题的解决往往只有有限的功效。

3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有如下4个特征。首先，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主导并利用现行各种国际规则，保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冷战结束的客观后果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广阔的相对统一市场，出现了全球主要力量拥有如此广泛而坚实的共同既得利益之状态，出现了除非其内部发生分裂否则在一、二十年内不会遇到挑战者的局面，以致有人声称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历史开始了以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的胜利作为终结的进程。其次，美国是这个既得利益国家集团中影响力最大、也是最咄咄逼人的力量，同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也在急剧提升。对美国霸权的理解必须要以发达国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为背景。换言之，美国只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影响力的源泉也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选择才特别值得关注。第三，在确立和实施国际规则的方式上，明显带有地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并开始呈现出北美、欧洲并立和亚洲加速组合之势。地区一体化无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都在加剧的背后，隐藏着各主要力量力求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将于己有利的规则灌注其中以抵御区外竞争的动机。最后，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建立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烈愿望，并且在个别领域占有优势地位，比如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中国的人口规模，但总体来看，它们大都是现行不公平国际规则和由发达国家设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接受者，而且它们之间受益或受损情况又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在形成集体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方面，还存在重重障碍，尚需要下大力气加深合作。

4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在深度、广度和数量上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得益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和市场开放，而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也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也得以积累。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应当承认，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历支持了“共赢”的观点。然而，全球化在为世界提供“共赢”机遇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掉入“国际分工陷阱”的挑战。在整个国际分工链条中，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科技、人才、营销和消费方式上的优势或先机，占据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成为全球市场上为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伴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迅猛进步，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之间，在获得接入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与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业务活动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数字鸿沟”。换言之，全球化收益的绝大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发展中国家只能够获得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就是这一小部分收益，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它们竞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如税收优惠，允诺最大限度地开放国内市场，承诺遵守发达国家制定的严厉的经济规则，甚至做出政治上的让步。

5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进程中两种基本路径业已显露，并大致勾勒出了未来世界的结构。美国和欧洲在建立国际秩序或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作法上的分歧趋于明朗化，正在形成所谓“美国路线图”和“欧洲路线图”。美欧分歧的核心不在于“自由民主”本身，而在于自由民主之合法性的来源。美国人认为，民主宪政的民族国家是最高原则，对任何国际法或国际组织而言，订约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民主宪政的民族国家利益，违背国际法或撤销国际组织的民主合法性。欧洲人认为，民主的合法性来自比单个民族大得多的国际社会的意志。在他们看来，国际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球性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相反，国际社会或国际意志拥有合法性授权，并由各个国际组织为代表。基于此，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构筑全球秩序途径。其一是强调国内法高于国际法、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美国，力求通过建立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来达到其拓展市场和影响力的目的。由此我们见识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其二是注重超国家权力作用、并且力求借助民主程序保证参与国利益的欧洲，热衷于靠某种不断向外结晶的扩张方式来实现其理想。由此世人目睹了欧元区建立、欧洲宪法草案出台、欧盟的东扩和南进。在亚洲，一种有别于“美国路线图”和“欧洲路线图”的“亚洲路线图”正在酝酿之中。与美国和欧洲那种由大国或核心国家为主导略有不同，亚洲区域合作走的是一条先由多个“小国”（东盟10国）共同制定规则、通过集体谈判、再由周边大国（中日韩）加入的道路。亚洲区域一体化虽路途漫漫但却是大势所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人类提供一种区域合作的途径，还在于如果此路走通，那么占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五分之一的新亚洲，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6尽管持续时间长短尚不清楚，但发达国家利益集团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其实力已开始进入“顶峰平台期”，并显露出了颓势。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剥夺了美国赢得西方世界支持的理由。欧元的出现已开始威胁到美元霸权，并必将减弱美国向全世界融资的能力。“9．11”恐怖主义打击，粉碎了美国是世界安全堡垒和投资天堂的神话。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势头甚猛的欧盟，在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开始与美国分道扬镳。充满不确定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兹剑，将会长时间地搅动着美国决策者的神经。美国不批准《京都议定书》和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里约公约》、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抛开联合国而发动对伊战争，这种单边主义政策既表明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亦说明其势必在“失道寡助”的路上越走越远。伊拉克战争久拖不决，将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样板”步履艰难，都会对美国内部凝聚力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军费开支占世界一半、为欧盟的三倍，规模如此之巨长期来看无疑会恶化美国财政状况并损害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长项，比如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巨大的市场规模，强大媒体的垄断地位，军事打击力量等，在中短期内还不会像其“软力量”那样迅速减弱。同时我们更不能无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优势。毕竟和结盟而成的欧洲不同，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7当今世界格局中最意味深长的动向，是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和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和欧洲的分歧是深刻的和难以弥合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路线和理念上存在差别，并在货币领域内竞争激烈。但关键在于，美国推进全球化的方式不啻是对欧洲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和价值观的颠覆。欧洲是在对自身进行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美国。应该看到，美国和欧盟的综合实力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停止。相对美国而言，欧洲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换言之，欧洲需要美国帮助和支持的程度要远远低于美国对欧洲的需要，至少欧洲已不再需要美国这个保护伞来满足其防务需要。在人口、产出、贸易、制造业等方面，一言以蔽之，在市场规模方面，欧盟已经超过美国。在曾经是比较薄弱的领域，即世界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随着欧元和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创立，欧洲与美国在配置和享用全球金融资源能力上的差距也在大大缩小。欧元区和欧盟运作与扩大的方式，以及它们对待和处理国际争端的总体态度与手法（尽管欧洲内部各国之间有所差异），为其“软力量”的积累贡献甚大，并彰显了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不合时宜或“失道寡助”。甚至仅从欧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上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事实上已经在出现。以长远眼光看，未来最有可能和欧美平起平坐的一极就是亚洲，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是中日韩三国。

8世界格局变化或大国或国家集团间关系的调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较为剧烈地表现出来。健全的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所谓“两大一小”的格局已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即美元和欧元“双寡头”，外加日元“小伙伴”，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在欧元创立之前，任何单个欧盟国家的货币，无论在信誉上还是在方便程度上，都无法和美元竞争。正是这种局面成就了美元霸权，让美国在全球范围获取了大量隐形的“铸币税”。美国印制的约5千亿美钞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境外流通的，约四分之三新增发的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各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美元储备和存款数以万亿计。有鉴于此，欧元的创立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欧元区内的交易成本，也不仅让各成员国的交易者规避了汇率风险，更重要的是使欧元成为了足以与美元分庭抗礼的世界货币，并且在国际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计价等领域已经开始削弱美元地位。过去三年多时间里美元对欧元比值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两者间名义产出的此消彼涨，正在逐步但却深刻地改变着美欧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布什总统眼中的3个“邪恶国家”同时又都是拒绝使用美元计价的国家，并非巧合。亚洲在货币领域的合作，虽然目前尚无法和欧元区同日而语，但发展势头强劲，长期前景乐观。其未来主要取决于中日韩三国领导层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小国货币在经济上存在的必要日益下降。

9国际规则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地位大幅度提升。这种提升首先表现在国际规则或惯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政治实体所接纳。无论是世贸组织这样的全球机构、还是欧盟或欧元区这样的地区性组织，囊括的国家或经济体日益增多。其次，越来越多的问题或领域都被纳入国际规则的约束范围之内。在过去的15年中，新增的多边国际规则、包括原有规则涉及领域的丰富与拓展，就有数十种之多。第三，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交往和纠纷的解决越来越倚重双边或多边国际规则。处理贸易争端如此，打击跨国犯罪亦如此。第四，对某些国家、尤其是那些能够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国家而言，各类国际规则已成为它们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第五，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在制定和实施国际规则过程中的综合实力，或一国的综合实力之大小，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竞争，也主要围绕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展开。第六，国际规则的“非中性”，亦即在同一规则下各国损益程度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这一特征愈发明显。列入全球贸易谈判内容的“环保条款”和“劳工条款”等，已成为某种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最后，滥觞于发达国家的种种规则或惯例正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化，诸如公司治理规则，若干年前由少数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家制订的“巴塞尔标准”等，正在变成某种一般原则；“普林斯顿普遍司法权原则”，即不允许犯罪以主权豁免和国界神圣为由而逃避惩罚，以及所谓“华盛顿共识”，也正在或一度成为全球性说教。

10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团结起来，但要真正合成一股力量还需要跨越许多障碍。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也还是有成功范例的，东盟10国在对外谈判过程中用一个声音说话，确实提高了其讨价还价的能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2003年的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上，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事件：以印度、巴西和中国为首的21个发展中国家集体行动，顶住了发达国家的压力，并使自己在过渡期满后不至于马上面临更为广泛和严格的新规则。多哈会议上两大集团的较量，尽管它有可能会阻碍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长期发展，但还是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全球化的收益分配问题。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后者为其通过合作来保障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可是我们还要看到，共同利益只是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数量过多，考虑到各国因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各异其利益也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到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分担和享用常常不对等，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分化政策，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形成一股国际力量的难度巨大，因而它们在制订国际规则的谈判过程中经常处于劣势。国际规则的歧视性可以说随处可见。发达国家每年对来自发展中国家产品征收的关税，比适用于富国之间的关税平均高出4到5倍。富国政府目前每天花1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这造成了农产品大量过剩，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合作往往具有局部性和暂时性。它们联合起来并且真正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条件尚不成熟。

11尽管民族国家或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却遇到了挑战。国家主权成为问题是因为：一，随全球化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化而出现、或得到加强的超国家组织机构作用增大，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需要多国合作方能解决的全球问题变得日益紧迫，比如臭氧层遭到破坏；三，虽然理解和解释差异很大，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存在着某种超越主权国家的普遍权利或价值，比如人权；四，越来越多的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自愿地放弃原本属于国家主权的权利；五，诸如跨国公司和“透明国际”这类被称之为“非国家行动者”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急剧增长。结果，原有的绝对主权概念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所谓“有限”或“弹性”主权观念的挑战。从可能的后果上看，对国家权利的重新界定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利于合作的深入，另一方面又为某些大国干预别国内政提供了借口，甚至其有利的一面也可能被某些大国恶意地加以利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诸如放弃独立货币政策与所谓“主权让渡”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只要国际条约的签署或一国政府的选择完全出于自愿，国家主权本身或许就不存在什么让渡的问题，因为国家主权的真正体现恰恰在于它可以通过放弃部分权利来寻求自身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像个人在受到自己所签订契约的束缚时并不丧失其主权地位一样。主权弱化和强化是相辅相成的。

12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问题空前严峻和紧迫，需要而且必须通过尽可能多的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方能解决，亦即进行全球治理。全球问题主要是指那些涉及整个人类福利的长期和普遍问题，大致可概括为以下6大类：贸易与投资规则的确立与执行；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以恐怖主义、腐败、洗钱和非法移民等方式表现的跨国犯罪；人类健康，其中特别涉及到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和对转基因有机体的管理；环境与资源，包括气候、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林保护等；安全，包括防止地区冲突、多边维和，以及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影响全球格局的两个长期因素：全球治理和与此有关的移民政策以及人口问题。需要各国共同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但找到有效地的途径实现这个目标却困难重重。当今的超强国家美国在享有霸主收益的同时，没有能够尽到公正地和充足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义务，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机构又都面临着合法性不足、透明度不够、责任心不强的困扰。今天，资本、技术及管理知识等生产要素都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例外。许多狂热的自由市场原则的信奉者，也都回避了允许劳动力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流动的主张。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在更深的层次上暗示了经济全球化的限度。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欧洲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到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三，美国的非欧洲裔人口将要超过一半。俄罗斯竟然出现了人口连续10年净减的现象。鉴于此，大量吸收移民已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大量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后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势必会波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乃至国际格局。

13从长期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因素。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2002年，中国以不到世界总产出4％的经济总量，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6％。中国的迅猛发展自然会引起世人种种看法，归纳起来大体上有3类：一，世界对于这种经济成就能否持久抱有多大信心？二，中国的政治结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这一进程？三，中国在较广泛的国际舞台上可能将发挥何种作用？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所谓“崛起”，就是确保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就是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水平，就是使世界体系在今后的发展和运作中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就是让中国的实际利益和权利在现行或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得到尊重，就是给中国以机会和能力对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所谓“和平”，无非是说中国实现崛起的目标是为了世界和平，采取的手段也是和平的，亦即要通过参与国际分工，通过遵守现行国际规则，通过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积累起来的和新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实现崛起，而不是做现行国际制度的挑战者或破坏者。和平崛起既包含了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拒斥西方控制的决心，也展示了中国虚心接受外来进步影响的胸怀，更表明中国寻求的是一种天下主义的、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

讲演者小传

张宇燕

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亚太学会、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出版《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经济学与常识》、《说服自我———经济学杂文集》、《共享繁荣———世界经济的现状与未来》（与马杰合著）、《旧邦新命———两位读书人漫谈中国与世界》（与盛洪合著）等著作。发表“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美元化：现实，理论和政策含义”等论文。主持翻译《新制度经济学前言》。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0次集体学习，张宇燕与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就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安全环境向中央领导集体作了讲解。

学院邀请台湾大学马杰教授来我校做讲座

作者：王敏捷　阅读：98 次　时间：2005-10-25　来源：学院记者站

10月21日晚，公共教学区4B101室座无虚席，学院邀请台湾大学兼职教授、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兼职教授马杰来我校做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由我院行政管理专业组织，讲座以世界格局视野下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为主题。政治学学科带头人郑易平副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王义保老师及施向峰老师参加了本次讲座。       马教授首先对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格局判断的有关论述作了概述。其次，马教授又通过回顾历史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引导同学们对当今世界格局及其走势做出理性的判断与思考。他谈到从发达国家方面讲，特别是美国的优势相对减弱，但我们新一代的青年应如何去看待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思考；从我们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讲我们要加强合作，努力发展自己，对于我们在制度方面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还要进一步去完善。对此马教授还援引了多方面的例子，让大家从多角度更清晰的认识到这一问题。马教授对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面临的多种问题还做出分析，例如中美关系，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等。他认真的学术态度和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带动了整场的气氛，与同学们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最后，马教授勉励同学们说：“大家要立足自己，努力学习，为我们以后的精彩做准备！”本次讲座同学们反映强烈，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自己、放眼世界，以大学生应有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的国家及我们的世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马 杰 教授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 郑秉文 研究员

2005年4月11日

[内容提要] 建国后我们党福利思想的渊源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来源于我们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社会保险思想的诸多著述和在根据地的一系列实践；它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争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而斗争的继续，又是我们党政治诉求的实现形式；既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又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既符合计划经济的制度约束性并为保障计划经济的顺利执行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前苏联经济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延伸。

从党史的角度看，建国前、建国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历史阶段，其福利思想和实践可以分别被称为“求解放”、“谋幸福”和“图发展”，所体现的分别是“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社会诉求”，他们在本质上与我们党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是我们党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在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这是“图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努力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这个阶段的一个永恒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福利改革 社会保障 中共党史 福利思想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无疑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从大的方面来说，以1978年为界，在此之前实行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企业保险模式”，而在此之后至今我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统账结合”的半积累制，既雇员与雇主双方缴费，雇员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以体现个人的责任，增强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雇主缴费主要进入社会统筹，以体现国家的集体责任和社会再分配的能力。对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这个半积累制，我们虽然正处于不断地完善的过程之中，要解决诸如转型成本等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总的来说，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尤其是，我们正确地选择了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保制度，这个半积累的社保制度的框架是正确的，在九十年代初能够确立这样一个制度框架是超前的。这是我们对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立的社保制度的一个基本评价。

那么，如何评价1978年以前的社保制度？对此，学界给予的更多地是批评和否定。

本文认为，在评价1978年以前的社保制度时，应该对其使用三条标准来衡量：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前后，党和国家历来倡导的关于社会保障的一系列思想是否与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福利思想的论述一脉相承，如出一辙；第二，对当时社保制度本身的评价，应看它是否与当时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吻合，即是否匹配当时的经济体制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和保障的作用，是否还有任何其它可替代的“次优”社保制度，等；第三，对经济体制的评价，应将之置于历史环境之中，当时的经济制度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否符合当时国内经济条件的要求，是否符合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的潮流，是否为捍卫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否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过巨大贡献，等。

在评价和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和事务时，如果简单地将之抽象出来，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割裂开来，单纯地使用某一个理论和某一个标准孤立地去衡量它或苛求它，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本文对上述这两条的回答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当时的社保制度相对于其经济体制来说是“最优”的，作用是肯定的；当时所选择的经济制度是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其作用如同当年苏联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样。本文无意讨论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而只是试图对第一个衡量标准进行一些历史性的考察，例如，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以后建立的社保制度是否与其一贯的倡导和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否为新中国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发挥了应有的贡献，为什么，等。

同样，本文虽然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保制度对其是适应的，但并不认为它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认为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同样不否认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历史必然性。本文的结论正好恰恰相反。

一、“产品扣除”与“国家保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

从思想渊源来看，传统社保思想的理念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直接继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针对拉萨尔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提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要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1]”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保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而且还要设立“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而这些基金的设立，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保证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般说来劳动者的社会劳动，一方面为自己的养老、疾病和各种福利性质的享受创造后备金的价值，一方面也为他人在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社会生活基金，从而作为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条件，实现人的社会化。从某种意义看，社会保障是人自身“再生产”的必备条件，如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进入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关于“产品扣除”的思想在列宁那里被概括为“国家保险”并得到了广泛的成功实践。列宁在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上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定义：“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些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病、年老、残疾；女工还有怀孕和生育；养育老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要包括雇佣劳动及其家属；三、对一切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或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2] ”显然，在列宁看来，国家应在社会保障的实施和管理中承担主要责任，而保险费用则应由企业与国家共同负担。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即以国家立法形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由“社会性”问题成为“行政性”问题，因此又具有了“强制性”，使这一制度规定成为全体人民共同享受的“安全性福利”。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以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所进行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贡献。

马克思“产品扣除”的表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再生产的光辉思想；而列宁“国家保险”的提法则明确指出是“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体现的是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无产阶级国家的义务。经典作家的这些定义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们是我党和新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之一。

二、新中国建国之前党关于社会保险的思想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党之初就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并于当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1922年8月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第十一条提出，“对于需要体力之女子劳动者……应予以五星期之休假”，并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工教育以及劳动保险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3]。1925年组织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伤亡时，能得到赔偿。[4] ”1930年中央苏区颁发了《劳动暂行法》，对社会保险又做了明确规定。1931年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正式颁布的《劳动法》规定，在根据地实行社会保险，雇主每月缴纳工资总额的10－15％作为保险金。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5] 。

1945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提出了劳资利害关系的问题，1947年进而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明确提出了“劳资两利”的思想，指出，“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6] ”解放区后来实行的社会保险均按毛泽东“劳资两利”的这个总目标拟定的，并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论述，这无疑为后来的社会保险的建立甚至为建国之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依据。例如，1948年东北地区颁布的《东北条例》几乎将所有公营企业职工都覆盖进去，大约又420个企业和80万职工享受到了保险待遇 [7]。这个条例时我国首次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它对促进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建国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积累了经验。

回顾建国前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保障概念的认识与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保障的理念，其思想渊源首先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在这一学说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来源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启示下，无产阶级的不懈斗争成为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8] ” 如果不将我们党的关于武装斗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何在我们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都始终不渝地将保护人民生活的福利作为其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直接争取社会保险而进行的斗争。例如，据统计，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的7月至10月之间，共产党领导在上海领导的47次罢工中，有7次就是为要求病伤待遇而举行的[9] 。之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设想，并且在取得革命根据地之后的解放区立即开始广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其覆盖面相当广泛，且保障内容也相当全面，就是因为，这个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斗争要求，它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从某种角度说，争取社会保险是阶级动员和阶级组织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劳动的异化或说劳动力的商品化在他们自身获取发展时就埋下了资本主义体系毁灭的种子；作为商品化的劳动力，为社会和个人福利与安全程度的“非商品化”而进行的集体行动和劳工运动，既是劳工团结与统一的起点，又是其终点[10] 。

第三，争取并实现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诉求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要求之一，是“人民政权为人民”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在工人运动中就将获得社会保险作为其重要目标之一。从1921年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到1929年先后举行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从1929年以后一系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1931年12月1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将这一政治主张付之于立法实践；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颁布和推行一系列社会保险法，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保险法规的日趋完备，一直到在全国获取政权，社会保障权利的要求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目标和政治主张。

三、“劳资两利”：1949－1953年暂短的历史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举行开国大典之前的9月29日，全国政协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第23条做出了关于在企业中要“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规定。政务院根据这个规定，责成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50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下简称《保险条例》），并于次年正式颁布。随着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1953年政务院对《保险条例》进行了修正，并公布了修正后的《保险条例》。

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到1953年修正《保险条例》的这几年时间，是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与后面的制度安排是显然不同的，其基本特征有：

第一，由于财力的限制，《保险条例》的实施只是“重点试行，逐步推广”。当时的规定是，《保险条例》只在100人以上国营、公私合营、矿场、铁路、航运、邮电等行业和部门实行。100人以上的企业不多，以上海为例，全市15个产业有5315个企业，42万职工，其中100人以上的企业只占14％ [11]。采取“重点试行，逐步推广”的措施，除了考虑到财力的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遵循《共同纲领》中提出的对于实行劳动保险制度要“逐步”开展。

第二，坚持“劳资两利”的原则，对没有资格实行《保险条例》的企业，采取由资方与工会双方协商的办法来签订集体劳动保险合同。这些企业制定的合同内容由于主要是由劳资双方协商决定，所以合同规定的项目多寡不一，待遇水平普遍低于《保险条例》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职工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了社会保险待遇。

“劳资两利”的这一福利原则使广大企业界在处理有关劳动关系、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问题时兼顾了劳资双方的利益，保护了资方的积极性。这一原则与马克思所说的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深刻认识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毛泽东关于现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的著名观点一脉相承的。

第三，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心任务被确定为“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当时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工业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对私人资本主义阶级采取了有伸缩性的限制性政策。对此，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利害关系的政策。[12]”“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中心任务是建立在对中国基本国情更为深入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劳资矛盾得以大大缓解的情况下，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据上海、无锡等10个大中城市统计，1950年第二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5903家，歇业1.275万家，歇业超过开业6847家，但几个月后开业3.2674万家，歇业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23万家。至1951年，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11％，职工人数增加11.4％，产值增长39％。1951年全国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11.9％，从业人员增加11.8％，商业销售额增加了33.6％，资产增加10.6％ [13]。私营工商业的振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协助国营经济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劳动社会保障政策分不开的。

第四，在研究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时，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现在回过头来，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思索、启迪和回味的空间：

首先，这个历史时期的“国家保险”模式，无论与当时苏联模式相比，还是与中国后来的我们称谓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模式”相比，它都不能说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保险”模式。甚至，从严格地意义上看，今天我们称之为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肇始，并非始于《共同纲领》，而是1953年的《保险条例》修正案。在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在《共同纲领》规定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的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和国家对劳动保障权益问题采取的是一种稳妥而实事求是的做法。

其次，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当时政策制订者的偏好，制度改革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完全取决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恢复经济这个“中心任务”的基本制度安排前提下，政策主体在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不同利益主体的特定偏好利益，以减缓乃至避免制度变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利益矛盾。“劳资两利”的制度构想，在劳方与资方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减少冲突达到实现“中心任务”绩效最大化的目的。这一制度策略安排的“退一步”，实际上为总体制度安排的“进两步”设置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性条件。

再其次，“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秉持的基本理念，尤其是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选择上。过度强调劳动者福利目标，是一种近视的行为，忽略了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具体国情。建国之初，在国民经济遭受连年战乱濒临崩溃，工业萎缩、农业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条件地保证资方利益，不在社会保障权益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问题，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更有利于发展经济，提高工业化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选择上，不能脱离相应的政治经济环境，其制度规定必须以“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党的“中心任务”为准则。

最后，对这个时期社会保险制度安排，无论如何评价其意义都是不为过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所接手的旧中国，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说，“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边缘”，“具有前现代经济特征的长期结构性问题，诸如人均收入少、人口寿命短、积累率和投资率低、传统生产方式占优势等，与20多年国内外战争所造成的物力人力损失和恶性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以现代工业方式生产的产品还不到总产值的10％”，“劳动力的分布状况亦与此相似”在这种状况下，温饱都难以保证何言社会保障[14] 。但是，新政权建立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再加上财政收入结构调整为以国营工业税收为主，无疑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传统社会主义社保制度的确立及其本质特征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大规模经济建设由此全面展开，拉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序幕。

这时，新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规模扩展的历史时期。与1949－1953年相比，从1953年一直到60年代初，以1953年连续颁发的三个重要文件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正决定》、修正后的《保险条例》和《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为核心，再加上随后颁发的一系列政策规定，标志着以苏联模式为基本特征的“国家保险”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10年左右。之所以说以“《保险条例》修正案”为主体的1953年颁布的这三个文件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发生了以下几个重要变化：

第一，实施范围逐步扩大。自修正案发布以后，《保险条例》的实施范围迅速扩大。仅几个月时间即到1953年3月底，实行《保险条例》的企业就达4400多个，比1952年增加了11.5％，职工人数达到420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39％。到1956年，实施《保险条例》的范围又扩大到商业、外贸、粮食、供销合作、金融、民航、石油、地质、水产、国营农牧场、造林等产业和部门，人数已达1600万人，比1953年增加了近4倍。加上签订集体劳动保险合同的职工，享受保险待遇的职工人数相当于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15] 。

第二，待遇标准酌量提高。政务院的《决定》指出，“现在国家经济状况已经根本好转，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即将展开，自应适当扩大劳动保险条例实施范围并酌量提高待遇标准 [16]。”根据《决定》的精神，社会保险和福利的各项待遇水平开始逐步提高，例如：在生育补助方面，其标准由5尺红布提高到4万元（旧币），一切费用由企业支付；在疾病保护方面，病假连续3个月以内由企业支付本人50－100％的工资提高到病假连续6个月以内支付本人60－100％的工资，等；在工伤待遇方面，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将发给本人工资20－30％的残疾救助费提高到50％，因病死亡的丧葬补助费由相当于1个月的工资提高到2个月；在退休养老方面，领取退休金的条件由本企业工龄10年减少到5年，退休养老金的替代率由本人工资35－60％提高到50－70％；[17]等 。

第三，各项费用的缴纳、给付和调剂制度逐渐规范。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费用全部由实行《保险条例》的企业负担，其中一部分由企业直接支付，另一部分由企业缴纳社会保险金，交工会办理，缴纳规模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3％，其中30％上缴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总基金，70％留存于该企业基层工会，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用于支付残疾抚恤金、救济金、工伤救济金、丧葬金和退休金等。每月结算一次，余额转入省市工会以作为社会保险调剂金；省市工会每年结算一次，余额上缴中华全国总工会；下一级工会不足开支时向上一级工会申请进行调剂。

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宪法系统全面的提出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所应涉及的内容，以更完整意义上的根本法形式，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所以，从立法的角度看，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应始于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的颁布。1955年，国家建立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1958年，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两个养老保险制度在适当放宽养老条件和提高待遇标准的基础上作了统一规定，并一直沿用到1978年。新中国建立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上述框架内容在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基本没有什么较大的变化。

始于1953－1954年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其本质特征就是以国家为实施和管理主体，国家和企业共同担负费用，由此而形成了国家和企业的一体化社会保障模式，即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国家/企业保险模式”。

所谓“国家/企业保险模式”的形成是与相应的劳动力市场相辅相成的。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等资源完全由国家来统一配置，人力资源也由国家定额和统保统配，劳动者的就业和保障也是由国家统一包下来的。这种一切资源统一配给的模式在国民经济短缺的特定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后勤作用；同时，这个模式也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相辅相成的。对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曾给予了这样的高度概括：“（1）所有工人的工资都是相同的，很低的。（2）工资当中充满了慷慨的各种津贴，例如养老保险、食物补贴、住房甚至取暖费，并且它们通常由企业来提供。（3）工作有保障，实际上职业是终生的。”由此，我们将不难理解，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经济体制的相辅相成，这是一个当时的“经济秩序下产生的具有系统性必然性的产物”[18]。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它是一个相适应的子系统，但对市场经济体制，它就自然成为一个制约因素。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传统的保障模式和就业模式必须要改变。这是因为，传统“国家/企业保险模式”的主要特征或说缺陷可以具体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覆盖面小，范围狭窄。由于实施保险的单位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所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企业保险”传统制度的弊病便越来越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不能覆盖众多小集体和新办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体制转轨，减员增效难以实现；从而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范围内的正常流动，成为企业迈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门槛。

第二，筹资机制不顺、筹资渠道单一。由于名义上是企业负担但事实上是由国家兜底，所以，表面上看是企业负担沉重但事实上是国家不堪重负，并且不少企业和个人拒不交费，导致社会保障的权利与义务严重脱节，成为受益者个人基本不缴费而却可以享有优厚权利与待遇的一个免费大餐，成为一个计划经济这个“大锅饭”大制度中的另一个“大锅饭”，国家财政既是它的最后买单人，又几乎是它唯一的一个筹资来源。

第三，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层次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由于国有企业包办一切并对职工履行终身保障责任，所以，职工对企业有割不断的依附关系，企业辞退职工和企业减员增效就成为一句空话：企业之间“封建割据”，各自为战，富余人员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形成不起来，市场经济建设就无从谈起。

五、对传统社会保障模式的再评价

“国家/企业保险模式”的上述特征决定着这样一个逻辑：改革开放能否成功进行下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而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企业保险”转换为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保障”，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伟大任务；这既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大背景，又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必然要求；既是进行经济转型的一个前提，又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

一言以蔽之，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反映了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78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反映的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不改革就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传统社保制度的这样评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与“否定”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主要的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的问题 如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那样。

直到目前为止，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评价始终为一些学者所诟病。笔者认为，这一诟病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模式是如何形成的，而制度安排的初始条件又如何约束了制度安排的选择。

（一）、福利制度的性质决定于经济制度模式的选择

对某种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实际上意味着是对其相应的经济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即社会保障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的体现。社会保障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之所以寓示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是因为：第一，从公共支出规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是一国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因为他不仅涉及到养老、失业、残障和医疗等单项的社会安全体制，还涉及到了教育、住房、卫生等关系全体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投入产出的根本体制问题，还涉及到金融（养老金的运营）、银行（金融银行体制）、财政（社会保障预算）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若干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进而体现一国福利项目的商品化程度和收入再分配即经济制度的模式问题，例如，就福利的实物补贴与货币补贴问题来说，计划经济时代无偿分房的实物补贴的福利制度就是与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再例如，由“国家分配工作”的100％就业的体制即几乎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不流动和不存在失业现象的体制就是与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这方面，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也同样决定于其不同的经济模式，例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美国）与欧洲模式或称莱茵模式之间在这些领域的制度差异非常大[19] ，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福利受益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其投入产出、供给制度的差异上。在某些福利项目或公共物品（如为生活教育等）几乎免费供给的国家与那些几乎需要全部自费购买的国家相比，它不仅影响到了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制度模式问题，还影响到了这个社会的就业制度模式、劳动力市场模式等。如果将公共物品或说福利项目的清单再延伸至居民享用的自来水、电、交通、住房、道路桥梁、城市防火的范围，那么，它们的总和就构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问题，这时，一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几乎可以看成是其经济制度的翻版；子制度的选择结果必然决定于大制度的选择取向。

（二）、从国际环境看，当时历史条件下传统制度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解放以后尤其是1954年以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苏联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那么“传统”，但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的支撑，使苏联在上一世纪3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到1937年底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7.1％，工业发展速度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工业总产值则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20]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很可能并不是其社会主义体制的唯一选择，但它的出现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采取计划经济模式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加快经济建设速度，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抗击和抵御有可能发生的外部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这一忧虑和猜测，正是这个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恶劣国际环境下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假如再做进一步考察的话，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质上所追求的社会整体的福利最大化，并认可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现实存在，通过计划这一手段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以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福利最大化，所以实行社会保障政策，实现人民的劳动社会保障权益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之一。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亘古未有的，所能依据和参照的只有“苏联模式”。也就是说，振兴中国使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能是对苏联高度集中、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认同。于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首先必须是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推行，表明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参照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实行农业集体化、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方式积累建设工业化资金、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体系调配各种资源等举措，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而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的子制度，各种社会保障举措完全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运行。

（三）、从国内条件看，建立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必然性及其历史性贡献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诞生以后，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其“子制度”之一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所谓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国际共产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合理延续，更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经济体制的产物，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具有保障支持作用的“子制度”，他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央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饱经战争创伤、近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工业仅占国民收入的12.6％的农业国，为尽快摆脱困境选择加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成为必然。何况，1950年的抗美援朝又使新生的共和国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由此加速工业化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因此，上一世纪30年代苏联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且取得重大成绩的先例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参照系。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保证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是实现共和国工业化最为有效的保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社会主义事业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尤其是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大地上更是超乎寻常的艰难。坦率地说，这一时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尽管如此，从1953年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到1956年即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工业总产值提高了130％，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各主要经济部门之间发展比较协调[21] 。到1956年，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初具形态，而且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这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22] ”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一个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一成就的取得，与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在这一历史时段里，城镇职工退休制度实现了统一化和制度化，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并制定了农村五保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全社会层面上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保的制度安排，其意义显然是巨大的。以制度安排确保劳动者的劳动保险权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

（四）、从党史的角度看，其福利思想和实践可以分成“求解放”、“谋幸福”和“图发展”三个历史阶段，他们分别所体现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社会诉求”在本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从党史的角度来看，其福利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脉络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内在逻辑关系是连贯和严密的，是与党的一贯主张一脉相承的，它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第一阶段：1921－1948年“求解放”阶段，其理念是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其本质反映了革命党的一种“政治诉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为争取劳动保险权的斗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及其实施，是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之一。在“求解放”的过程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手段以颠覆旧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选择，争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是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藉此以唤醒民众、发动民众，使之成为“求解放”的基本动力之一。在这一时期，争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更多的是体现在理念上，以党的文件、领袖著作形式体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之时，社会保障制度已然成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求解放”过程中，建立列宁倡导的“国家保险”的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广大群众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和暴力革命之重要目标的一个“政治诉求”。

第二阶段：1949－1978年“谋幸福”阶段，当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1921年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就自然进入了“谋幸福”阶段；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谋幸福”的阶段中，作为执政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多种“政治诉求”自然就要转化为治国方略，所以劳动和社会保障理所当然要写进国家根本大法中去，成为施政方针之一，成为执政党的一种“经济诉求”。在诸多“政治诉求”中，“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由政治理念转变为具体政策必然要经历一个磨合与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就是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程为何几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求解放”到“谋幸福”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的必然结果；从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到“国家/企业保险模式”在中国的实施，是从“政治诉求”到“经济诉求”的一个实践过程；“国家保险”性质的“国家/企业保险模式”的建立是“谋幸福”阶段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其本质“经济诉求”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阶段：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这是“图发展”阶段，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统账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更是一种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社会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在。

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确曾取得过相当的成功，但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以后，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各项“子制度”的配套改革，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实践；可以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的改革，本质上讲是适应特定时代的要求及国情构成的客观因素的基本要求而进行的改革，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灵魂所在。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还逐渐认识到，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子系统，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一方面要运行在国家经济体制这个大系统之内，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特殊和完备的运行规律，有着自己特定的时间进程。尤其是1986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规律和改革进程在政策指向上出现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从1986年的“坚持社会化管理与单位管理相结合”，到1993年的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五大支柱”和“统账结合”模式的确立，再到1998年的“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渐成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1986年以来的改革历程告诉人们，在“图发展”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认识日益清晰，可以说，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诉求”，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诉求”，而“社会诉求”所体现的正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简言之，在“求解放”、“谋幸福”和“图发展”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它依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同时，在这三个阶段中对社会保障概念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他们分别所追求和体现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社会诉求”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坚持和发展，是吸收和借鉴不同经济制度下人类文明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

[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丹麦]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

[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

作者介绍：

马杰，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南京御道街29号，邮编：210016。

郑秉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007。

Title: Assessment and Review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Social Security in New China after Its Founding

Abstract: The critique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stablished before 1978 appear in many academic research fields. Bu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social security in new China traces to the source of the Marxist’s idea about the deduction of products and Lenin’s about State insurance which constitutes their scientific communism doctrine as a whole. Therefore it comes from the same wa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concepts and experiments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ments on social insurance gradually shaped from its birth in 1921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thus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mmediately founded in new China got somewhat of historically inevitabil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dependency path: it should be seen as the continuity of the violate revolution for labor right and social insurance right reques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led by CPC, an organizational makeup of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request by CPC; it reflects the legitimacy of CPC being at the helm of the State, and also a inevitable produce of highly planned economy (HPE); as a subsystem it matched the HPE system for which it guaranteed the operation and contributed a lot domestically for its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hand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 and the ex-Soviet HPE model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text of the two camps against each other between the socialist and capitalist groups.

This paper concludes, after outlin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efore 1978, that from the viewpoint of CPC history as a part not separated from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its ideas and practices about the welfar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1921-1949, 1949-1978 and 1978 till now, all of these stand respectively for the phase of struggle for liberation, of struggle for happiness, and of struggle for development, and each of the phase refers to political request, economic request and social request, which all, in essential, comes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and is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 after 1978 open-up polic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meanwhile the matched partially fund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pool with individual account tells a truth that CPC has persistently been following the Marxism which is imbedded in the theoretical essential of “keeping pace with times”.

Key Words: New China History, tradi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Social Security Reform, CPC History

About Authors:

MA Jie, profess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 Security Research, Nanjing Aeronautical & Space University.

ZHENG Bingwen,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ILA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 本文是作者提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际高级论坛》会议论文（2004年9月27－29日北京）。曾以《计划经济条件下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在评价》为标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上发表。这里作者做了较大修改。

注释：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2,《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49页。

3,《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1-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14－16页。

4,《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7页。

5,以上资料引自《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3－298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082页、1255页。

7,《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9－30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4页。

9,《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2页。

10,[丹麦]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11,《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4－305页。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82页。

13,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新中国商业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年。

1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15,《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6－307页。

16,转引自《新华月报》，1953年第2号，第27页，195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为贯彻劳动保险条例而努力》。

17,《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根据表36“《保险条例》修正前后各项待遇比较表”整理。

18,引自[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6页。

19,关于欧美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请详见[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丹麦]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

20,古言：《铁幕后的俄罗斯帝国》，正明书局（台湾），1968年。

21,引自如下等著作数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人民出版社，1959年。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65页。

情不自禁地“天啊”！

启功，巴金……

 

　　中新网10月17日电据新华网消息，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下文是人民网有关巴金先生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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